按﹕六四在即，金佩瑋撰文為六四話語追索譜系，正如作者所言，目的並不是發思古之幽情，而是「讓六四在社會上繼續有討論的空間和柔軟度。」
從群眾運動的層面看，香港是很奇怪的地方。 年初，謝曉陽在〈灣仔街頭演繹香港的勝利〉一文中認為「沒有其他亞洲城市比香港更能主辦這場世貿會議」，因為「香港再度展示它開放寬容的氣度，也再度顯現它理性克制的大家風範，創造了理性爭取公平分配資源的灣仔價值」。前年，龍應台也在〈民主大道四公里—為香港人喝采〉中寫下：「沒有一個城市的集會遊行像香港這樣靜，冷。」
香港群眾運動原型
兩位作者對這種「香港現象」都有不同的解讀，但對於我和我身旁整整一代香港人來說，這一點也不神秘，自一九八九年以來，我們就是這樣子集會遊行：理性和平、嚴肅、有秩序、聽從指示、互助、帶走携來垃圾。為什麽我們要這樣？因為「從一開始」我們就是這樣。在此以前，年輕的劉千石在示威時被人潑糞便、愛國暴徒四出放炸彈已被否定和忘記得一乾二淨，「香港人」—被殖民政府管治得妥妥貼貼的難民和他們的後代第一次站出來爭取社會公義，就是八九年支援北京民主運動。支援民運，各有前因，但共通點是純真的香港人為北京學生和市民追求自由那顆純良的心以及他╱她們理性秩序的表現所感動 ；於是，我們像嬰孩學步一樣，他們怎樣做，我們就怎樣做。
然後，八九民運演變成六四事件，「有識之士」一個個地離去，餘下的支聯會，其群眾運動取向本來就雙生自香港人的保守性，現在更要肩負凝固八九民運原初意識形態和話語保持不變的作用，結果，悼念六四集會和遊行經過一式一樣年復年的理性和平嚴肅秩序的操演，變成了一種具愛國神聖性的傳統，所謂「香港獨特的集會遊行文化」就這樣形成了。
港人政治觀的模造
然而，八九民運與六四事件不但影響了香港人的集體表達形式，它更為香港民主運動設定了話語框架，並成為了驗證政治忠貞的最高標準。在八九民運前，殖民管治下的香港人就像一群流浪孤兒，除了錢以外，沒有任何家國聯繫、歷史身份，亦沒有「大是大非」的觀念；我們是經過八九╱六四第一次實實在在地認識，並且為自己的祖國和同胞而動情、建立聯繫。因此，六四事件在香港人身上留下的是遠超過政治意涵，包含了成長與尋索自我的文化刻痕。
可是，香港人的成長之旅隨着坦克和槍彈戛然而止，就像本來還在流動的圓舞曲中初綻的百花突然遇上了六月雪，本能的反應是「要記着今天眼睛所見、耳朵所聞的事，並一代一代傳誦下去」，「忘記」成了大家最恐懼的背叛。這種道德上對六四的是非黑白，漸變為一種政治上「若不企硬就是轉軚」的話語，主宰着後六四的香港民主進程。如果說民主是協商的藝術，香港人爭取民主的意識形態卻是「敵我分明」，例如不久前的政改方案，在大家還沒有充分討論前就已獲得大是大非的終極定性，並成為零和一百的二元對立。用道德標準去看待政治討論，正是六四所模造我們的政治觀。
繼續上路
必須要澄清，我只是說，六四不是政治甚或民主，而是道德和良心範疇的事情，它不可能成為放諸四海而皆準的指標，但死了人，不能只說一句「向前看」，向前看就應還歷史一個公道—這是六四所呼喚的良知和勇氣，亦是願為香港和中國民主發展作承擔的香港人的心之所繫。 十七年了，香港社會對六四的討論，就只剩下遊行人數。或許，當更多真相被暴露、更多利益被牽涉、更多大是大非被攪混，除了企硬和轉軚、除了要求平反，我們還需要的是，讓六四在社會上繼續有討論的空間和柔軟度。
信報 2006-0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