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件事，是我跟新任特首曾蔭權相同的，就是對民調民意的鍾愛。不過，分別是我對它的愛在前，因了解而分開；曾對它的愛在後，因誤會而結合。
實不相瞞，我是做民調起家的。當時是一九九二年，踏入社會工作的同時，也是踏入民意調查這個門檻。這時所做的調查叫「香港市民對病人權益的意見調查」、通街通巷做街頭問卷調查，半電腦半manual的將數據縫縫補補，結集成書，開記者會，約立法會議員，找達官貴人.....剎那光輝，已是永恆。病人權益算是成了香港社會的一個共同語言，而我亦感悟到「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發言權」的威力。從此跟論政團體香港政策透視眾弟兄姊妹胼手胝足，將民意調意改裝成全港市民的輔導熱線，對那些預委會呀、施政報告呀、財政報告呀、醫療融資呀、綜援檢討呀、特首候選人政綱呀、性別公平呀.....統統有文必錄，跟住就約傳媒、約政黨、約官員.....有沒有用？可謂是幾近乎零。這當然是跟傳媒、政黨、官員的冷感有關。不過，我們的自我感覺依然十分良好，因為意外地，我們的民調習慣挑起了有關人士的興趣，傳媒、政黨、政府大力搜購民調技術，實行包攬上身 — 自己做。為免成為破壞環境的共謀，我們選擇了另一個位置：評論民調、研究民調、解構民調。
在農業時代，誰擁有土地，誰便有權；在工業時代，誰擁有資本，誰便有權；到了後工業時代，誰擁有知識權威，誰便有權。今日要爭奪的，就是知識的生產、傳遞和消化的權力。於是，民間跟其他事物一樣可以好、可以醜。好的民調，是政府與市民的溝通對話管道；醜的民調，則是政府對市民的操控、迷惑手段。不是在很久之前，我們遇過「一百六十七萬五千有居港權的內地子女統計數字」的統計災難，以及「若有工作能力的人領取綜援，卻沒法解釋為何不找工作，政府是否應該繼續援助此類人士？」的調查陷阱。如今放在眼前的，則是曾特首的「市民關注政策議題排名表」。在第一次特首答問大會中，曾「民意上身」，說出施政與民意掛鈎的道理，於是乎施政優先依次為(一)增加就業機會，紓緩失業；(二)提升政府執政能力；(三)改善空氣質素；(四)改革公營醫療系統；(五)貧窮問題；(六) 改善行政立法關係.....至於雙普選呀？第十三位；基本法廿三條立法呢？第十八；西九龍文娛藝術區呢？第十九。像是告訴我們：「我雖然是特首，但都是搵食啫，你想我點我就點」的民粹傾向。
耶魯大學政治人類學學者James. C. Scott在1990年著書Domination and Arts of Resistance，就是討論「下層群體是如何對抗權力」的議題。Scott提出，在不能說真話的權力關係中，有權者與無權者都在做戲，日常生活和做戲的界線都變得模糊，一切變得真假難分。即使在現代民主制度中，「對權力說真話」已是一種奢侈的理想，在權力不平衡的社會關係中尤其如此。我們很難看到權勢者和無權者雙方在公開政治話語中真實表白的可能，所能見到的，也只是彼此心照不宣的偽裝表現自己。
本來，是演給觀眾看的，觀眾對戲的反應，信或不信，都放在心裡或做在面上，都直接關係到戲的成敗。對統治者來說，最理想的當然是受制者的心悅誠服地感覺到統治權力的穩固。退而求其次，也要讓受制者覺得，即使不心悅誠服，順從識做都比不順從的好。不相信但卻做出相信樣子，將觀眾納入須先編排的權力演示中，這就是權力的表演。至於由政府所做的民意調查，是好是醜，都是一樣道理。
曾特首忽然愛上民調，民調忽然愛上曾特首，一場遊戲一場夢。
邵家臻—註冊社工、博士生； 活得不耐煩，一有機會就發聲，至今出書研究青年文化現象逾10本，未來希望繼續讀書、寫字、玩貓及糾正懶音。電郵：[email protected]
《都市日報》2005.7.5.「每日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