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選舉的鬧劇落幕了。可是，香港的社會不會因此而平靜下來，選舉結果一公佈，民間人權陣線和泛民議員就宣佈4月1日上街。連梁振英最堅實的支持者工聯會的黃國健也擔憂今年的7月1日將有更多的人上街。這是可以預計的。這不是因為民主派和民間團體多了動員的能力和號召力，而是統治階級陣營的分裂，由反梁的傳媒渲染的恐怖氣氛給社會動員帶來了條件。民主派中人需要從悲觀情緒中儘快走出來，積極投入到群眾的組織中去。同時，要將這場反抗運動引向何方，要如何理解唐梁之爭及其根源，是民主運動的參與者需要認真考察的。這是香港民主運動的關鍵時刻，一旦出現偏差，就必然被統治集團所利用。
棄梁保唐說的陷阱
晚年忽然民主的陳方安生在選舉的前夕，呼籲泛民“棄梁保唐”[1]。而在選舉之後的檢討中，蔡子強將梁振英的當選總結為階級矛盾蓋過政治矛盾[2]，蔡說：“民主派以至80後、90後社運…攻擊政府「官商勾結」，又以反「地產霸權」、反「金融霸權」等作為運動的綱領，讓這樣的意識形態深入民心，民怨沸騰…最後收割民意的，卻不是他們自己，而是梁振英。反而較能夠與泛民合作，保障泛民生存空間的唐英年，卻就他們所創造的這些意識形態所打倒。”在競選的過程中，至少公民黨[3]和新民主同盟[4]的成員都曾在公開論壇上批評梁代表的是“極左”的路線。我們將這些言論歸納起來，就是唐代表右和較傾向民主的，而梁則是代表左和反對民主的。這個說法背後存在著很大的陷阱。我們打開一本入門的社會科學讀物，都會知道，左代表的是對資本主義的否定和對一種平等和民主的經濟和政治制度的追求，右則是政治、經濟和社會政策上保護既得利益者的保守傾向。唐是社會的右翼，大概沒有什麼異議，但是，今天的梁和他的勢力，何左之有？將梁“抹黑”為左和標籤為階級政治，必然帶來“左”的汙名化，為香港的社會運動帶來不可低估的後遺症，那就是主張政府干預，規管和限制市場保障勞工，基層和弱勢權益的社會政策主張，也可能被親資本的力量描述為“左”，而引起恐慌。
從歷史的脈絡中去理解，梁及其在選委中最大的票倉民建聯和工聯會一樣，是中共長期在香港支持和經營的代理人。而唐卻是97前後“忽然愛國”的本地財團代表。令人費解的是，在中央的明確示意之下，以李嘉誠為首的本地大財團還那樣堅定的支持唐。而反過來，為何中共的領袖可以不向本地大財團的壓力屈服？要理解這個新現象，需要從當前世界的主要危機出發。中國等前社會主義國家的開放（新的投資地點）和發達國家地產和金融業的發展（新的投資領域）很大程度上舒緩了１９７０年代的西方經濟危機。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根源很簡單，就是資本的過剩和競爭激化帶來的利潤率的下跌。尋找新的市場，新的投資地點和新的投資領域就是資本解決危機的不二法門。可是２００８年以來，新的全球經濟危機爆發，至今還沒有舒緩的跡象。經過３０年的改革開放，中國被徹底地市場化，資本主義化了。中國的資本主義化是以高度極權和壓制工人階級而完成的，所以它誕生了一個官僚資產階級，其代表就是傳媒所稱的太子黨，下一任的中共總書記習近平被認為是其中的代表[5]。
發展獨立的民主力量
《壹週刊》３月２２日號刊登了林本利的文章，題目“富豪撤資是好消息”[6]。林引述官方資料，１９９７年內地的ＧＤＰ是香港的５倍，而到了去年已經升至３０倍。１９９７年內地外匯儲備是香港的１．５倍，到了去年已達１０多倍。這是一個大國崛起的故事。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大國崛起首先就是資產階級的崛起，而在中國，官僚和資本二合為一。１９９７年的香港，面對英資外撤的危機，本地華資對穩定香港十分重要，內地也仍然很需要外來的投資，江澤民等當權者自然需要和香港的本地財團妥協和分享權力。而１０多年後的習近平等面對的是一個資本過剩，資金沒有去處的年代。作為階級的代理人，他們需要為中資尋找新的出路，既然可以遠去非洲，中東和南美，當然也不會放過家門口的香港。這個時候“富豪撤資是好消息”林本利或許說出了當權者的心聲；而正因此如此，和以前任何一次的政治爭議不同，這次富豪們異口同聲――“不會撤資”，因為環視世界，無處可撤，香港擁有他們最“佳”的投資環境。
香港的大地產商堅定支持唐，和中共新的當權派和香港部分在壟斷化之下利益受損的中等財團堅決支持梁，就是資本階級內部的矛盾。內地的資本或多或少都帶一點官的色彩，而香港的資本家，歷史上的原因，令他們有著買辦的角色，買辦的特徵之一就是多變。從反對回歸，威脅撤資，到忽然愛國，到忽然民主，我們都經歷過了。未來有人突然基層，同樣也一點都不出奇。假如本土大財團為了對抗梁及其背後的力量，推出“忽然”民主的政治代表或者支持和吸納民主派中的精英分子，成為其政治代表，民主派和社會運動應該回應？大財團支持的”忽然派”肯定比起代表中產意識的傳統民主派擁有更多的資源，宣傳機器和“人才”。但是民主派去和”突然派”結合的話，那可能走向自我的消亡。未來香港，即使真的有民主選舉，也是像今天的臺灣，國民黨和民進黨一樣，兩個資產階級政黨之間的競爭。也或許是香港部分漠視階級分析的“本土主義”者所樂於見到的，一個強大的本土黨/派，抗議抗衡外來的新殖民。這也是捍衛勞工和基層的利益者，需要警惕和避免。那就是，如何在民主運動的進程中，保持、發展和壯大獨立於極權政府和資本的民主力量，避免被資產階級所收編。
市場資本主義的禍害
假如我們不相信唐和梁哪一方更加代表民主或者工人階級的利益，那我們如何理解何？不管從那個角度看，支持全民普選、工時限制和全民退休保障的何俊仁在政治光譜上都是在梁振英的左面的。民主派不必也不能再對左翼政治進行汙名化。何俊仁在選委舉辦的論壇上，除了平反六四和爭取普選的堅決訴求，很堅定地就工時的限制和全民退休保障要求唐梁表態，贏得了不少掌聲。今天的民主黨和１９９８年反對最低工資的那個民主黨不同了，他們採納了部分的社會改良政策，並不再麻木地相信市場資本主義了。在這一點上，我們應該為民主黨鼓掌，並期待他們繼續將爭取工時限制和全民退休保障等的社會改革和政治上的民主化，擺在相同的位置上。
但是我們也看到何的政綱出現很大的自相矛盾的地方，在工資和工時政策上他不再相信自由市場了，但是他在房屋政策和電力等公共事業上，卻主張引入市場競爭，而不是加強政府的規管和全面公營化。從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結論，其實梁振英，也完全同意“引入競爭”，為中資和本地二線財團尋找新的商機。例如，何表示他反對地產霸權，但是不反對地產商，簡單來說，他並不反對房屋的私營化，他反對的是地產的壟斷，這點和梁的政綱完全一樣。在梁當選之後，一位大地產商在記者招待會上表示，他並不反對將一塊大地皮分為幾塊出賣的政策，但是這樣必然令樓價更加貴。這個說法不無道理，因為大規模的生產可以減低單位成本，這點是經濟學的常識。民主黨或許將希望寄在他們所爭取的《反壟斷法》中，以為這樣可以加強市場競爭，令價格下調，但是事實上財團有很多方法避免對他們的利益不利的競爭，集團的分拆和相互協調也是他們應付《反壟斷法》的有效手段。例如美國在1890年就有了反壟斷的《謝爾曼法》，但是導致今天席捲全球的經濟危機的導火線正是2008年美國的“次貸危機”，而次貸危機的起因正是當樓價升到工人階級的薪酬已經不足以支付按揭後發生的。在英美，沒有和香港那樣集中和壟斷的“四個地產商”，但是在２００８年經濟危機之前的１０年，樓市的升幅也不下於香港[7]。我們如何能相信地產商之間的“市場競爭”可以保障市民的住屋權利？在當前的民主鬥爭中，假如民主黨能採納民間團體的訴求，全面增建公營房屋，大幅度的增加香港居民住公屋的比例，爭取和新加坡（超過８０％）看齊[8]，才是真正的反對地產霸權。民主黨很明顯騎劫了青年運動中誕生的“反對地產霸權”的口號，並在具體的政策主張上卻和代表新的資本力量的梁振英看齊了。
爭取公共事業的公營化
我們不難發現，民主黨比起梁或者唐的，其實進步很有限。要真正的爭取市民的支持，民主派就必須說服大眾他們民主派和梁或者唐真的有大的分別，能對他們的生活帶來真正的改變。民主派需要真正的採納蔡子強所說“80後、90後社運”的進步綱領，不向任何資本勢力賣賬，推動徹底的社會改革。例如要在房屋、醫療、教育、電力、交通等公共事業逐步實行公有化，限制任何私人資本，不管是唐代表的本地大財團，還是梁代表的官僚資本和二線財團，在這些領域賺取利潤。香港不是本地財團，也不是外來財團的香港，是香港人的香港，這才是民主和進步的本土政策。不管是民主派還是本土論者，假如沒有分清這第一點，就必然會掉入被其中一派的資本力量所吸納或者利用的後果。目前的香港，完全有條件採取這種進取的本土政策。梁振英當選之後，有報導稱，他計畫成立投資機構，將香港的儲備投資金融市場[9]。這是上述分析當前資本主義主要危機的另外一個側面，不但私人的資本出現過剩現象，沒有去處，包括中國和香港在內的很多新興國家和地區，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累積的大量財富也同樣沒有去處。１９７０年代以來，過剩的私人資本遠離生產領域和實體經濟，向最容易出現泡沫（也因而最容易在最短時間內賺取巨額利潤）的地產和金融進軍，進行賭場式的買賣。梁所提倡的是，政府的儲備也要加入這種投機活動中，並去為金融這一投機“產業”提供進一步的支援。要和這種政策相分別，就要提倡將政府的儲備投入到公共事業上去，去創造穩定的就業機會，去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務，去滿足市民的基本需要。當梁所代表的資本勢力可以向唐所代表的本地大財團說：“富豪撤資是好消息”時，真正代表香港人的民主派，也應該敢於說：“富豪撤資是好消息，外資不來是好消息”。
[1]從選舉結果看，陳方安生等人的“棄梁保唐”說，並沒有得到支持。
[2]《明報》社論2012年2月29日。
[3]在２０１２年３月９日晚法律界選委為特首候選人舉行的選舉論壇上。
[4]在學聯2012年3月24日抗議小圈子選舉的晚會上。
[5]有關唐和梁的代表屬性和衝突的根源，梁國雄在接受採訪時（沈旭暉：“訪毛記——解讀唐梁撕裂建制之謎”《明報》2012年3月11日），提供了詳細的分析。
[6]林本利，“富豪撤資是好消息”載《壹週刊》2012年3月22日出版。
[7]例如在英國，戴卓爾政府在80年代，從出售公屋開始，推動房屋的私營化和市場化；新工黨1997年執政後繼續推行高樓價政策，10年間，摟市上升了至少5倍。（http://worldlabour.org/chi/node/84）
[8]82%的新加坡國民居住政府組建的公屋裏，購買商品房的比例僅為18%。（http://house.65fun.com/news/xtz/1129.html）
[9]《蘋果日報》２０１２年３月２８日http://www1.hk.apple.nextmedia.com/template/apple/art_main.php?iss_id=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