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當隱蔽青年突然成為坊間深感興趣的一種 ‘現象’，大概在理解何謂隱蔽青年的同時，我們亦應問 ‘社會對隱蔽青年的突然關心’ 作為一種現象的出現到底隱念了甚麼社會意涵。
首先，隱蔽青年的必然兩大基本條件應是雙失吧。可是雙失有甚麼問題呢？在不同社會，學習與工作從來便不是所有社會成員都必須擔當的社會角色，即使現代社會，並未投入社會勞動力的成員亦可被正面的描述為後備勞工 (reserved labor) ， 肯定其在社會非常時期 (如戰爭) 或經濟過熱時發揮的巿場調節角色；而很多年青人，即使他們沒有工作與讀書，但只要是生活富裕，夜夜笙歌 (多是有錢仔吧) ，他們亦不會被視為隱蔽青年。以此思路，則隱蔽青年的最大特點也許是雙失之餘卻欠缺消費的資源 (不是指絕對貧窮，他們可能花數百元買部MP3，亦可在家中上網，但日常開支卻是捉襟見肘。)
但問題是，這些青年無偷無搶，沒有破壞社會秩序與安全，卻為何會成社會問題，社會焦點呢？我們到底是關心這些青年，他們的家人，社會道德還是甚麼呢？
社會學者鮑曼 (有人稱他為預言家，因他愛將社會的基本要素放大發酵，從而企圖勾勒出當代社會的深層面貌)，曾在《立法者與詮釋者》 提出 ‘新窮人’ 此概念，也許對我們理解 ‘隱蔽青年’ 此論述的出現有一點啟發。鮑曼先指出，當代現代社會的一大特點，是巿場規律向其他社會體系的滲透與侵蝕，政治、社會、道德、自我理解等原本獨立於巿場面向的維度正不斷萎縮，巿場的生產與供應正急速成為我們如何理解社會、生活與自我的意義提供者，例如 ‘我是甚麼？’ 已從 ‘我思故我在’ 為 ‘我消費故我在’ ‘I consume, therefore I’m’。由於社會關係的質變，鮑曼稱這樣的社會為 ‘消費社會’ 。在此，人際紐帶的最重要核心已然是巿場，我們找尋意義的方式是透過消費；豐盛生活就是時裝、化妝、髮色的多姿多釆，豐盛的條件是透過不斷消費的不斷滿足。
可是鮑曼不同於部份後現代思想家，他沒有將虛擬與真實等同，他一方面覺察意義體系的商品化，即商品除了自身價值外添加了象徵價值 (如某人買了對nike 籃球鞋，他除了買了對球鞋，更感到穿上此球鞋時打球會更勁)，但他更強調象徵意義背後的虛妄。由於虛妄，跟滿足同時到來的是同樣的失落，不斷消費便成了消費社會瀰補不斷失落的鎮痛劑。
只是消費社會總不能解開其核心缺失，即價值與意義的失落，此消費社會的死結。如何讓消費社會的 ‘公民’ 忍耐此缺失，如何叫他們暫忘價值與意義的厚實追尋，如何讓他們忘卻無聊與失落？就是 ‘新窮人’ 此概念的提出。
要讓消費社會的公民忍耐，最好方法是讓他們看到不能成為認可公民是怎樣的可憐。新窮人，就是有消費社會不能消費的一群，他們不同於傳統意義下的窮人，因國家福利已解決他們的溫飽。他們窮，是因為在消費被視為生活理想的社會不能過正常生活 (儘管他們的生活可以是多麼真誠)，他們的存在意義，正是讓消費社會公民厭惡與懼怕，懼怕淪為他們一份子；正是他們，讓合格的公民忘掉無聊與失落，從而讚嘆自身的幸福。
隱蔽青年與新窮人像嗎？消費社會公民相對於新窮人像我們相對於隱蔽青年嗎？當隱蔽青年跟我們大多數人而言實在沒有直接的利害關係，試問有多少人對他們的關注是基於同情與關心 (雖然同情亦可以是傷害)？問題是當隱蔽青年成為 ‘社會問題’ 時，誰願觸動我們社會更大的問題？
正當隱蔽青年突然成為坊間深感興趣的一種 ‘現象’，大概在理解何謂隱蔽青年的同時，我們亦應問 ‘社會對隱蔽青年的突然關心’ 作為一種現象的出現到底隱念了甚麼社會意涵。
首先，隱蔽青年的必然兩大基本條件應是雙失吧。可是雙失有甚麼問題呢？在不同社會，學習與工作從來便不是所有社會成員都必須擔當的社會角色，即使現代社會，並未投入社會勞動力的成員亦可被正面的描述為後備勞工 (reserved labor) ， 肯定其在社會非常時期 (如戰爭) 或經濟過熱時發揮的巿場調節角色；而很多年青人，即使他們沒有工作與讀書，但只要是生活富裕，夜夜笙歌 (多是有錢仔吧) ，他們亦不會被視為隱蔽青年。以此思路，則隱蔽青年的最大特點也許是雙失之餘卻欠缺消費的資源 (不是指絕對貧窮，他們可能花數百元買部MP3，亦可在家中上網，但日常開支卻是捉襟見肘。)
但問題是，這些青年無偷無搶，沒有破壞社會秩序與安全，卻為何會成社會問題，社會焦點呢？我們到底是關心這些青年，他們的家人，社會道德還是甚麼呢？
社會學者鮑曼 (有人稱他為預言家，因他愛將社會的基本要素放大發酵，從而企圖勾勒出當代社會的深層面貌)，曾在《立法者與詮釋者》 提出 ‘新窮人’ 此概念，也許對我們理解 ‘隱蔽青年’ 此論述的出現有一點啟發。鮑曼先指出，當代現代社會的一大特點，是巿場規律向其他社會體系的滲透與侵蝕，政治、社會、道德、自我理解等原本獨立於巿場面向的維度正不斷萎縮，巿場的生產與供應正急速成為我們如何理解社會、生活與自我的意義提供者，例如 ‘我是甚麼？’ 已從 ‘我思故我在’ 為 ‘我消費故我在’ ‘I consume, therefore I’m’。由於社會關係的質變，鮑曼稱這樣的社會為 ‘消費社會’ 。在此，人際紐帶的最重要核心已然是巿場，我們找尋意義的方式是透過消費；豐盛生活就是時裝、化妝、髮色的多姿多釆，豐盛的條件是透過不斷消費的不斷滿足。
可是鮑曼不同於部份後現代思想家，他沒有將虛擬與真實等同，他一方面覺察意義體系的商品化，即商品除了自身價值外添加了象徵價值 (如某人買了對nike 籃球鞋，他除了買了對球鞋，更感到穿上此球鞋時打球會更勁，或某財閥買了個總理位便覺很道德)，但他更強調象徵意義背後的虛妄。由於虛妄，跟滿足同時到來的是同樣的失落，不斷消費便成了消費社會瀰補不斷失落的鎮痛劑。
只是消費社會總不能解開其核心缺失，即價值與意義的失落，此消費社會的死結。如何讓消費社會的 ‘公民’ 忍耐此缺失，如何叫他們暫忘價值與意義的厚實追尋，如何讓他們忘卻無聊與失落？就是 ‘新窮人’ 此概念的提出。
要讓消費社會的公民忍耐，最好方法是讓他們看到不能成為認可公民是怎樣的可憐。新窮人，就是有消費社會不能消費的一群，他們不同於傳統意義下的窮人，因國家福利已解決他們的溫飽。他們窮，是因為在消費被視為生活理想的社會不能過正常生活 (儘管他們的生活可以是多麼真誠)，他們的存在意義，正是讓消費社會公民厭惡與懼怕，懼怕淪為他們一份子；正是他們，讓合格的公民忘掉無聊與失落，從而讚嘆自身的幸福。
隱蔽青年與新窮人像嗎？消費社會公民相對於新窮人像我們相對於隱蔽青年嗎？當隱蔽青年跟我們大多數人而言實在沒有直接的利害關係，試問有多少人對他們的關注是基於同情與關心 (雖然同情亦可以是傷害)？問題是當隱蔽青年成為 ‘社會問題’ 時，誰願觸動我們社會更大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