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電影節已經開幕，碰巧又有ifva，多得女友因工作關係，竟約到正在訪港的賈樟柯訪問。她呼朋喚友，民間記者阿野當然亮出inmedia的招牌做訪問騙簽名。他的電影中，人與時代總是恆久的主題，讀過第一篇有關他的評論，便是李焯桃在《信報》的〈平民史詩〉。但他邊抽煙邊談電影，煙霧裡的賈樟柯，竟然出現了不只一重身影。而這些電影藝術創作者以外的多重身影，卻又劇烈地——而且是有意義地——干擾著電影藝術創作者對不少人來說的天然彊界。
賈樟柯的電影從未在中國大陸上正式公演，本年電影節的《世界》是第一套能出現在各大城市的大銀幕上的片。訪問中，賈談了許多他對電影的看法，如他如何選擇題材、如何理解導演的位置、電影的社會意義、現在中國電影的現況等。但如果一般理解電影只是構思和拍攝電影的過程，與及觀眾在周圍漆黑一片的電影院中所接收到的內容，與賈談了一個半小時，「電影」所指涉的，恐怕不是這些一般意義下的內容。
電影當然是一種表現的媒界，但這媒界似乎需要某些社會文化分析來支撐。當賈樟柯談到在大同拍攝的《任逍遙》時，他便說那是一個靠能源維生的城市，當由中國在發展對能源有需求時，大同的煤爌便成了整個城市的命脈，但這生計來源也令整個城市，與及在城市中的人，起伏於供求和煤價的起跌之中。
而談到流行曲對於他電影的作用時，他竟能提出一套自建國以來的流行歌曲史。他認為改革開放前的流行曲都只有「我們」，而主語不是社會主義便是毛澤東，作為聽眾的「我」無足輕重，當鄧麗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出場後，人們還在驚覺我的心你的心，有啥重要？八九前後的「一無所有」，便是十年改革開放後一般窮苦大眾對社會的最直接回答。當社會越來越富庶，資訊暴炸得令人團團亂轉迷迷糊糊時，一半是現實一半在期許，大家便聽「跟著感覺走」好了。而《任逍遙》這部片的名字，固然出自任賢齊的同名歌曲，但選它的原因也是來自銳利的觀察。賈說他發現有別於任賢齊的其他歌曲，任逍遙在北京廣州上海等大城市的流行程度，其實比不上在如大連一類不是最繁榮最重要的城市。有朋友甚至讓他看過一報道，說一位青年因打劫給抓了，在寫給媽媽的信中，竟抄了一段任逍遙的歌詞進去。
賈樟柯的社會分析和流行歌曲史，沒有甚麼完整的理論框架概念堡壘。至於是有否過於簡化、斷代是否太過乾淨清晰，當然可以討論下去。但不能否認甚至值得尊敬的，是他的表達不會滿足於個人的符號小天地，更不會羞於召喚社會的呼應。他並不是沒有經歷過窮光屁前路未明的生活，他拍攝第一部片《小武》的第一件事便是和攝影師余力為二人把收到的第一筆錢，都花光買了二十餅菲林——雖然買菲林與把電影拍好並在電影院放映顯然還差天共地。被害妄想的幻覺和仇視並不是小本經營獨立制作的先決條件，獨立制作不是封閉自己拒絕社會的充份理由。
以前唸書時接觸到合作社、社區經濟等對主流資本主義提出質疑的概念時，總是有人漫無目的不懷好意地說：時分卷可以當飯食咩／一齊搬去荒島就work／最後咪又係俾資本主義食左等等等等。彷彿不能以一換一徹底改變，便是摧毀否定任何改變動機的最有力理由。賈樟柯之所以拍電影的出發點很簡單，他說是因為看不到他想看的電影。但解決這困擾他的問題，他的方法不純粹是把自己歡喜的電影拍出來，沒觀眾便嘆懷才不遇。
有幸第一次到電影節參展時，面對幾百部片幾百位電影人，唔見左都冇人知的賈樟柯和余力為甚至在電影院旁的餐廳派發自行印制的宣傳單張。內地的發行商對賈的電影沒興趣，他與他的工作人員可以花半年時間，把各大城市的電影院線分佈搞清楚，然後逐家逐戶的談，談是否可以安排上映，談可以在多少個院放映，談可以放多少個星期，談一天放多少場，談場次安排在早上的十時半還是晚上的九時半等等——鉅細無遺得差點叫人錯認他是機關算盡的生意人企業家。
在訪問中他反覆提到，出路當然包括改變電影院對中國導演、中國年輕導演、中國拍非娛樂片的年輕導演（他自己徹底落網）的偏見，但放棄「電影只能是政治宣傳」的看法而視之為一項產業，與及改革電影的發行系統都是關鍵。將電影視為一項產業等看法固然會引致另一連串問題和限制，但最低限度都已走入了社會或可作公共討論的範疇。
無論是投放這些力氣或是將這些力氣與生意人企業家扯上關係，或許都會叫不少人要麼不屑一顧要麼不安惶恐手足無措，畢竟藝術少不免意味「神性」、「崇高」，而它們的邊界和範圍言人人殊，尤其是若世界只有顧影憤世呻到葉落，和印印腳等賣錢的兩種藝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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