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政治、革命文化的分離與再結合
文／程凱
破土編者按：今年恰逢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也是中國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作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中華民族在抗日戰爭中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犧牲和歷史貢獻。對於戰時中國而言，這種犧牲與貢獻存在於政治、經濟、文化等不同領域。劉增傑先生就曾在談到抗戰文學時動情地說：「我們為時代獻出了財富和鮮血，甚至獻出了一切，這其中當然包括文學。」在抗戰的大背景下，戰時文藝往往被後來的學者認為，其過多地承擔了政治宣傳的功能，而呈現出非正常的形態。尤其是對後來共和國文藝起了決定性影響的延安文藝，更是常常被質疑其是否喪失了文學性和藝術性，甚而淪為了政治宣傳的附屬品和衍生物。那麽，究竟應當怎樣理解文化與政治的關係？對於這一問題，是否存在新的思考空間和理論維度？本文將這一問題置於左翼文化運動的脈絡中，認為當革命政治與革命文化在新的革命階段（延安時期，社會主義時期）產生新的結合需求時，它們結合的基礎不能簡單理解為革命政治的簡單擴張，或向文化領域的滲透、壓迫，而是由「左聯」所奠定的模式：以政治革命與文化革命的各自局限為前提而結合，在文化領域中註入政治性現實，同時在文化實踐中生產推動革命政治的實踐與原理。雖然這一模式在「左聯」時期所展現的有效性相對有限，但它仍然具備雛形的意義。
「左聯」的成立歷來被認為是現代文學史中的標誌性事件——它代表左翼文化運動的真正開端和代表性形態。然而，「左聯」一方面占有崇高的歷史位置，另一方面，自「左聯」成立之日，對其質疑、批評的聲音就沒有中斷。這種批評不僅來自左翼文學的反對者，也來自革命文藝陣營內部，既有理念層面的，也有實踐層面的。這些批評後來被歸納為「左聯」的一系列「歷史局限」：「關門主義」、「宗派主義」、忽視文藝創作等等。時至今日，在權威的歷史書寫中，一方面強調「『左聯』的成立，標誌著中國革命文學發展的一個新階段」，另一方面則承認它「始終是一個比較狹小的團體」[1]。問題是，如何理解這樣一個規模有限，大部分成員年輕、幼稚，影響範圍受到當局壓制的文藝團體被認為在歷史中有標誌性意義？
在過去的權威解釋中，「左聯」成立的最大意義在於它標誌著共產黨直接領導文藝運動的開端。周揚在《繼承和發展左翼文化運動的革命傳統——在紀念「左聯」成立五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一文中就提到：
黨在「五四」時期對文藝戰線還只有思想的影響，到了「左聯」時期才進行了組織領導，並以自己的成員為核心成立組織，這是黨不僅從思想上、而且從組織上領導文藝的開始。從此，革命文藝事業就成了有組織有領導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一個組成部分，成了必不可少的可以依靠的一個方面軍。[2]
這裡暗含的標準是：真正的革命文藝是「有組織有領導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一個組成部分」，任何自發的革命文藝只是這一標準形態的前奏；而代表了「有組織有領導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是無產階級政黨。強調黨對文藝的思想、組織領導與決定作用，這是自延安整風運動後逐漸強化的標準，由此奠定建國後「一體化」文藝體制的基石，同時也成為書寫革命文藝歷史的標桿。
然而，就無產階級政黨本身而言，文化與政治的關係，革命文化與革命政治的關係，並非自始至終都被簡單化約為革命政黨對文藝的直接領導。毛澤東寫於1940年的《新民主主義論》並沒有把革命文藝的發展、深入描述成革命政黨領導、組織的結果。相反，毛澤東在文中強調的是在政治革命、經濟革命展開的同時還需要一個「文化革命」——這個文化革命不是被政治革命完全收入內部的文化實踐，也不是完全被政治革命所規定的文化實踐，而是和政治革命產生自同樣的經濟、社會發展基礎；它有著自己的發展脈絡，甚至在一個歷史時期可以取得與政治革命平行的發展形態：
這一時期，是一方面反革命的「圍剿」，又一方面革命深入的時期。這時有兩種反革命的「圍剿」：軍事「圍剿」和文化「圍剿」。也有兩種革命深入：農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其中最奇怪的，是共產黨在國民黨統治區域內的一切文化機關中處於毫無抵抗力的地位，為什麽文化「圍剿」也一敗塗地了？這還不可以深長思之嗎？而共產主義者的魯迅，卻正在這一「圍剿」中成了中國文化革命的偉人。[3]
毛澤東這裏指出的事實——文化革命是在「共產黨在國民黨統治區域內的一切文化機關中處於毫無抵抗力的地位」的條件下展開——實際上意味著文化革命的實踐並不是一種政治實力意義上的實踐，也並非依托政治實力的文化實踐。文化反圍剿的成功是一種思想鬥爭意義上的成功，這種思想鬥爭並非政治鬥爭、軍事鬥爭的附屬物或副產品，而是建立了相對獨立的資源與展開方式，否則難以解釋為什麽實力微弱的文化革命能夠獨立地深入。
在《新民主主義論》中，一方面毛澤東強調共產黨人作為共產主義思想的代表在思想革命進程中占據領導地位，另一方面舉出的「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卻是魯迅，而非共產黨人。毛澤東將魯迅稱為「共產主義者」。但，如果「共產主義思想」的衡量標準是對馬列主義理論的掌握程度，「共產主義者」的衡量標準是參與革命組織的自覺意識，那麽，魯迅恐怕稱不上標準的「共產主義者」，更稱不上以共產主義思想引導的文化革命的主將。因此，產生了「共產主義者」、「共產主義思想」的決定性因素不單是革命政黨自覺的革命理論，它更指向在中國近代以來自身的歷史、思想條件下所產生的徹底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因素。這意味著，「共產主義」是一種決定性思想因素和實踐因素，但它並非只有革命政黨的單一來源，它同時也是被更具決定性的歷史、思想態勢培養出來的。在前者看來，後者的文化革命意識或許是「自發」的，但毛澤東強調的恰恰是這種自發的文化革命立場取得了與革命政黨的革命方向高度的一致，甚至它可以產生一種更真實、深刻的革命自覺意識[4]。
毛澤東將魯迅樹立為「文化革命的主將」，一方面看重他的革命意識集中代表一種普遍的、民族性的革命意識，這種革命意識並非來自外來的革命理論，而是從中國自身的歷史脈絡和現實感覺中生長出來的。另一方面，毛澤東看重的是魯迅革命意識的徹底性，那種不妥協的立場：
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魯迅是在文化戰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向著敵人沖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5]
在毛澤東對魯迅的高度贊揚中隱含著對文化革命與政治革命關係的某種翻轉性理解——文化革命不被簡單視為政治革命的衍生物，而是產生更徹底、根本的革命政治的動力與場所。這一原理並非單純由於魯迅的存在和成就而被意識到，它其實是對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文化政治形態的歷史性總結。同時，它也不是新文化運動中思想決定論的自然延續，而是經歷了革命政治與革命文化的分離之後在新的革命階段重新結合的嘗試。
所謂「革命政治與革命文化的分離與再結合」是指這樣一個歷史過程：作為原點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同時孕育了革命性的文化形態和政治形態，這使得革命政治與革命文化的最初形態具有相當的同質性——體現為五四後期產生的政治團體與文學團體的一致性。而新的革命政治的獨立過程是力圖使自己從散漫的文化性團體（實踐）中區隔出來——體現為革命團體的職業化，實際工作者、職業革命家與文化青年的分離。同時出現的是新文化實踐展開的不順利，在現實中遭遇的挫折使得1920年代中期大批文化青年轉向政治青年。大革命時期，實際革命的展開將文化工作者包裹進政治革命內部，但這是以後者暫時放棄自己的主體狀態為前提，外在化的革命政治未能有效從文化實踐中吸取滋養，革命者和文學者的主體狀態發生現實碰撞卻並未產生新的內在結合體——體現為大革命時期新青年的精神分裂狀態。而大革命的失敗，革命政治對知識階級的排斥，知識階級對革命政治的懷疑都使得1927到1929年期間革命政治與革命文化實際以各自獨立展開的方式發展。表面看，這一時期革命文學、無產階級文學觀念的風靡是對激進革命的積極配合，但其中蘊含著思想革命、文化革命形態相對實際革命的分隔。這一時期，政治革命與文化革命都是激進的，但是一種在各自領域、邏輯中的激進，因而這種激進反而更快、更充分地暴露了各自的局限。就此而言，「左聯」的成立與其說是兩種激進狀態的結合、會師，不如說是雙方反激進的、現實主義因素的結合——對共產黨而言，新的政治現實主義因素是意識到新的革命高潮無法馬上到來，要在暴動式革命之外尋找公開鬥爭的途徑，在單一的武裝鬥爭、政治鬥爭之外尋找文化鬥爭的同盟軍；對無產階級文學運動而言，逐漸凸顯的現實主義因素是，依靠理論鬥爭樹立純粹的無產階級階級意識作為運動主體只能使運動限於狹小的範圍內，純粹無產階級思想的要求使得運動甚至不能有效觸及文學青年與新文化知識分子的圈子，更不用說達到一般民眾範圍，因此，從「分裂組合」到建立「聯合戰線」成為勢所必至的傾向。
不過，值得註意的是，在文藝界建立「聯合戰線」的建議並非由革命文藝界提出，而是由革命政黨提出。而且，恰恰由於是由革命政黨提出並加以組織手段的推行，才使得這一「聯合戰線」不至淪為空洞、無效的一般文學團體。另一方面，恰恰由於「左聯」中包括了魯迅、郁達夫、茅盾這樣的非政黨背景作家才使得這個「統一戰線」避免成為黨派作家的同質性組織，而具有非同質化的豐富性——一定程度的異質性是「統一戰線」的成立前提與意義——能夠真正具有文學視野下的現實感和實踐性，從而使得它超越政治革命的視野、方式，形成與後者的相互補充。
因此，「左聯」這一歷史形態所預示的文化革命的實踐方式不是之前革命政治與革命文化分離趨勢的延伸，它具有轉折意義。此轉折的前提是政治革命與文化革命暴露其各自獨立發展的內在限制和危機，而它的形態是，在兩者結合中，政治的現實主義因素與文化的現實主義立場成為糾正對方領域內在弊端的決定性因素，它們彼此構成對方領域無限度自我發展的限制。喪失這種相互的限制，都會導致這一結合形態的不平衡。在這一形態中要同時面對政治的現實感和文化的現實感，這使得對這兩者的思考不再能簡單分離。在日後魯迅、瞿秋白等人關於左翼文學實踐的現實思考中甚至不斷產生可以回應革命政治的政治原理性因素。這是一種文化與政治在革命形態中重新取得有機聯系的嘗試。
當革命政治與革命文化在新的革命階段（延安時期，社會主義時期）產生新的結合需求時，它們結合的基礎不能簡單理解為革命政治的簡單擴張，或向文化領域的滲透、壓迫，而是由「左聯」所奠定的模式：以政治革命與文化革命的各自局限為前提而結合，在文化領域中注入政治性現實，同時在文化實踐中生產推動革命政治的實踐與原理。雖然這一模式在「左聯」時期所展現的有效性相對有限，但它仍然具備雛形的意義。
[1] 見2005版《魯迅全集》中對「左翼作家聯盟」的註釋。（《魯迅全集·第四卷》第243頁）
[2] 周揚：《繼承和發展左翼文化運動的革命傳統——在紀念“左聯”成立五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左聯回憶錄》12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
[3] 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第二卷》674頁）
[4] 這一涉及中國革命來源與動力的原理在瞿秋白的《<魯迅雜感選集>導言》中得到開端性闡述。瞿秋白筆下的魯迅與其說是文學家不如說是戰略家。恰好因為作為革命家的瞿秋白經驗了政治場域中「革命的浪漫蒂克」的「歇死替利」所帶來的種種危害，他才深切感受到魯迅所說「韌的戰鬥」的可貴與「壕塹戰」的必要。他的高度認同與延續魯迅對五四以來產生的小資產階級知識青年的批判（包括《多余的話》中對自己的反思、剖析）都意在對中國共產革命的來源、動力進行真正的認識與清理。而這樣一種批判與清理是在他退出革命政治領域轉入文化領域後借闡發魯迅的思想來達成的。
[5] 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第二卷》669頁）
本文由程凱老師授權網絡首發，原文見《革命的張力——「大革命」前後新文學知識分子的歷史處境與思想探求（1924—1930）》，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