載於今期基大電子報
http://www.grass-root.org/college/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432
革命無罪，造反有理
適逢文革四十週年，除親中報章，香港主流媒體陸續刊登不少回顧文革的文章，主題圍繞應當正視文革帶來的災難，將文革災難背後的管治與文化問題進行探討，更作為今天問題的對照，以期對這些問題作深入審視從而帶來真正的社會改革。在中共中央對文革仍充滿忌諱，不得紀念與討論的今天，這樣的討論方向是適切的，亦不負香港尚算自由的言論空間。
然而要對歷史反省，同時亦應多元審視，將歷史事件的正面與負面影響與意義同時思考，並盡量從這些經驗中提取養份。我們在將錯誤引以為鑑之餘，亦要為曾經出現的社會理想進行梳理，為完善社會提鍊多一份寶貴資源。
那麼，文革有何值得借鑑的地方呢？
首先，文革發生的一個重要說法，是為了反修正主義 (注意：當時中蘇同樣以修正主義批評對方) ，針對對象是當年的蘇共。中蘇雖同為社會主義大國，但蘇聯的急速官僚化，加上對東歐共產主義國家的霸道行徑，使世界各地對社會主義的實踐充滿疑慮不安。文革提出的反修正主義，強調的便是無產階級人民的直接參與政治，而不是由黨官僚操控與支配一切。文革這種人民真正當家作主精神的提出，很大程度上鼓舞了世界各地的左冀份子，讓他們相信除剝削的資本主義社會和專權的蘇共式社會主義以外，一種經濟上平等而又沒有特權階級的社會制度仍是可能的 (像香港人熟悉的甘仔，當年正是受文革精神啟迪，隻身來港並相信以個人之力能改造社會。陶傑之流也許會嘲其無知，但這種純樸的奉獻精神大概是像陶這等犬儒之輩沒有的吧！) 。
文革實踐上的過火自必要正視，但當年提出的問題在今天仍不能迴避。中共官僚已越加背離人民，尤其地方官僚越加拔扈驕橫，為一己私利欺凌百姓，強搶民地，無視法紀。再看這香港特區，區區特區首長竟敢大放闕詞，訓斥一眾較他民主認受性更高的民選議員為反對而反對，卻不知現代政治的特色便是多元政治，一個 “好” 的政治方案頂多只是大部份人受惠而總有人受損 (何況香港經驗更多是有利小撮 (富豪) 而巿民大眾受損)，在香港此行政主導體制，立法會的最大功能便是將這些問題提出，所以為反對而反對便成了此畸型政制下議員們應有之義。曾蔭權之能侃侃而談背後並不是有理，而不過是倚仗其官僚特權，造其反難道不應該嗎？
要打擊官僚，文革的一個方法是設置申訴大會，當年的過份暴力是不應再犯的，可是申訴大會本身卻是打擊 (或制衡) 僵化官僚一個不錯方法。官僚不一定是指政府體制，其他社會生活同樣充滿官僚，像香港人必經的教育制度，若以文革作為借鑑，則學校可每年舉行一次申訴大會，讓教育當局、校方行政層及前線教師們聽聽學生訴求，這些平日高高在上的人士不用跪玻璃接受唾罵，但必須以平等甚或卑微的心聆聽學生訴求並作自我修正 (例如，經濟系學生實有必要問問霍布斯邦二十多年前提出的問題：為何經濟學內容如此狹隘，既沒有政治經濟學，亦沒有歷史經濟學，這樣算不算偏教？是否有違韋伯在學術作為一種志業中談及，老師 (課程編制者) 的角色，就是要將學科各種角度的知識傳授學生，而不是老師 (課程編制者) 個人的喜好)。
此外，上山下鄉可謂文革另一份重要文化遺產，很多社會問題，並不是甚麼統計、數據所能理解，而更需要親身經歷才有所體會。在香港雖無鄉可下，但類近處境卻多的是。例如各院校師生可找天負責校園清洗，試看要把廁所 “省” 得發亮是多麼不易，把窗廊弄的一塵不染又是多麼費勁，相信日後看到那些清潔工友自必肅然起敬。還有修讀經濟系的師生，更應到各屋傾倒一天垃圾，感受完成那三、四十層的傾倒工作是多麼勞累，換來的卻只是百來塊工資 (工資當然是算給工友的) 。好讓這些經濟系師生，日後縱月入十萬，安坐冷氣室評最低工資與外判制時，亦不忘曾經有天下鄉的勞累，帶一身酸痠沉人夢鄉，而不會滿臉天真地說反對最低工資是為了低下階層好，為這些工友好而不覺恥。下鄉日子可選在五一勞動節，既讓勞動者享用一天假期，亦讓享用勞動成果的一群感受一趟勞動，亦可算雙重意義矣！
為文革尋找意義並非為了文過飾非，文革帶來的災難與傷痕同樣應被正視的。為文革尋找意義，更重要是為了價值重建，為建立更平等、公正社會模式發掘文化資源。正如基督教雖同為人類歷史帶來巨大災難，但當有人提出基督教的一些思想價值，像愛、平等、寬恕，卻成了追求更美好社會的寶貴文化資源 (先此聲明，我不是基督徒)。同理，文革當中的不少精神放在今天仍是瀰足珍貴的，仍值得我們肯定！就像此文標題： “革命無罪，造反有理！”。這句文革時期極紅的口號，也許能為香港這過份強調秩序的城巿，帶來一點對異見的寬容，對 “失序” 的妙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