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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小姐和兒子
（獨媒特約報導）參與六四晚會多年的黎小姐，今日帶同兒子出席晚會。她指自己大學時期開始參與晚會，回顧這三十年，她感嘆暴政至今依然存在，但亦因為如此，人民應堅持繼續爭取民主。
六四發生時，黎小姐正就讀小學。她從電視目擊事情發生，當時她覺得「好恐怖、（政權）好野蠻，好難想像有屠城發生」。到大學時期，她對六四有更深入了解，認為「知道真相嘅人有責任企出嚟」，於是參與六四晚會。適逢三十周年，她形容「件事從來未完過、打壓仍然存在」，正因為這樣，她堅持每年出席晚會，並將歷史記憶傳承給下一代。
黎小姐由兩年前開始，向八歲的兒子講述六四事件。她透過不同社交媒體的相集及影片，讓兒子對事件有基本認知。她最想兒子明白，曾經有很多年輕人因爭取民主而犧牲，更重要的是政權至今仍不願意承認過錯，「如果唔承認歷史，歷史只會返轉頭」。她表示，兒子現時對六四事件只是一知半解，但起碼知道「政權做錯事、用軍隊鎮壓人民」。
三十年過去，黎小姐認為「暴政依然存在」，但人民應繼續堅持爭取民主。她亦指6月9日會帶同兒子一起參與反《逃犯條例》修訂遊行。
（左起）馬同學、陳同學
（獨媒特約報導）六四事件三十周年，支聯會今晚一如以往在維園舉行悼念晚會。三十年過去，時間有否使人遺忘事件？歷史記憶又有否傳承至年輕一代？
在晚會前夕，兩名16歲、就讀香港真光中學的中二學生在維園內參觀。
馬同學表示，初中中史科的課本很少提及「六四」，老師亦沒有詳細講述六四事件的始末，了解六四事件源自於家人的教導。
馬同學又表示，因為早前在網上觀看了六四的片段，便決定來晚會現場「看一下」。她認為，當年的學生是為中國爭取民主，參與運動的人是正確的，死難者被政權武力鎮壓，非常無辜。她指因為考試的關係，未能親眼目睹一片燭光的畫面，感到可惜。
陳同學的家人則較少提及六四，「成日話政治過份複雜，學生難以理解，但我覺得六四事件是要知道的。」
陳同學和馬同學均表示反對修訂《逃犯條例》，馬同學認為中國的「法治」一直只有退步，並且沒有任何公平審訊可言。她質疑修訂通過後，港人將被移送到內地接受審訊，不但破壞一國兩制，更會嚴重損害香港的言論自由和核心價值。陳同學因家人反對，不能出席6月9日的反《逃犯條例》修訂大遊行，表示感到可惜。
（獨媒特約報導）17歲中學生劉康前年出席反修改議事規則集會期間，於連儂牆附近被警員搜出藏有BB彈手槍及配件，去年被裁定「管有仿製火器」罪名成立，判處18個月感化令。劉康今日就定罪申請上訴。
裁判官「加入戰團」盤問被告 李柱銘質疑欠中立
代表劉康的資深大律師李柱銘指，審訊期間劉康曾經親自作供，惟當控辯雙方均表示完成盤問時，主審裁判官卻「加入戰團」，向劉康提問了數條問題，包括為何擔心自己因支持港獨的立場而被襲擊，卻仍然決定逗留在金鐘集會現場，以及如果遇襲，如何在短時間內將手槍配件組合起來。李柱銘強調，案件涉及普通法罪名，證據需交由控辯雙方處理，裁判官的角色等同球賽裡的球證，若向證人提問則等同參與盤問，「集主控和裁判於一身」，加上案件沒有陪審團，裁判官更加不應該「加入戰團」。
李柱銘質疑，裁判官很大機會理所當然地就自己的提問給予更多比重，因此不能夠公允和中立地作出裁決。他相信上訴庭應該能得出上訴人得不到公正審訊的結論，可是已經無可補救。
此外，劉康曾經供稱攜帶該氣槍是用作自衛。李柱銘指，控方沒有足夠證據顯示劉康會在沒有需要自衛的情況下使用該氣槍，因此並不構成破壞社會安寧。
（獨媒特約報導）今日為六四事件三十周年，港大學生會按傳統洗刷校園內的「國殤之柱」，及重漆太古橋上的標語。
「國殤之柱」位於黃克競樓平台，是丹麥雕塑家高志活在1997年為紀念六四事件八周年所製造，於1998年獲港大學生投票通過永久豎立於校園內。港大學生會成員每年都會按照傳統洗刷國殤之柱，希望引起同學對八九民運的關注。
港大學生會評議會時事委員會署理主席彭家浩致詞指，為三十年前勇於表達民主自由，卻遭中共血腥鎮壓的人民表示痛心，帶領同學為他們的犧牲默哀一分鐘。及後，數十名學生洗刷國殤之柱，最後致送鮮花致敬。
學生會代表接著重漆太古橋上的「冷血屠城烈士英魂不朽，誓殲豹狼民主星火不滅」標語，象徵港人對民主的追求不曾磨滅。
（獨媒特約報導）在上月的立法會《逃犯條例》修訂法案委員會上，有身穿「VIIV」T-shirt的人士在公眾席上高呼「何君堯食屎」，何君堯其後在Facebook發帖斥有人假借傳媒身份進入立法會，誤認該名人士上衣寫的是「ViuTV」，指對方是「表現極不專業」的記者。
當日被誤會的阿祥，今日穿上同一件「VIIV」T-shirt，下午於銅鑼灣替社民連開設六四街站和派發傳單。六十後的阿祥是電腦工程師，他認為香港人要堅持講真話及傳承真相，「係共產黨不講道理、信用。」
1989年時，阿祥在美國從事電腦工作，他坦言當時一度感到中國有希望，將會有民主，學生、軍人和各個階層的中國人都走出來。他的姐姐是中大關社組成員，當時曾和中大同學到北京探訪，學生喚她要回到香港道出真相。
1989年5月底，阿祥心急如焚，欲離開公司去看電視，繼續關注運動發展。阿祥憶述，老闆當時喚他「要走你就走啦，呢件事（八九民運）唔關香港人事。」看了十日電視後，阿祥回到公司，老闆竟對他道歉，「唔好意思，我終於明白了，當日不了解是世界大事，現在明白為何要曠工。」
（獨媒特約報導）今日是八九六四的三十週年，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今早主持行政會議前見記者，記者問第一條問題時，已問六四事件已三十週年，中央是否要平反及會否代香港人向中央表達訴求。但林鄭月娥沒有正面回應，只稱「今日的日子，好多人都有回憶」，指這更彰顯香港是非常自由的地方，並尊重港人的集會及言論自由，又稱今晚如果有集會的話，希望可以在安靜和有秩序的情況下進行。
在見記者時，林鄭月娥主動提到《逃犯條例》修訂，稱保安事務委員會特別會議的20小時會議是十分有建設性，指已有議員重覆提問，但強調官員會繼續有耐性地解說。她又特別強調，修訂通過後，若涉及國防及外交的事務時，行政長官有權拒絕移交。
對於法律界選委要求會面被拒，記者質疑是否「冇票就唔見」。林鄭月娥只稱，自修訂展開的三個半月來，官員不停聽意見，認為現時已到了非常緊急的時間，而保安事務委員會是最好的討論的地方，「好多意見都已經聽到」。
記者再追問，台灣已表明不會接受港府的修例，但林鄭月娥只提到，修例是要讓港府有法律基礎處理台灣殺人案，並堵塞長久以來的漏洞，「我哋有咩理由要放棄呢件工作？」她又強調，港府不會隨意將港人移交，「點可以因為批評就唔做？唔該大家客觀持平啲。」
記者：麥馬高
（獨媒特約報導）今年是八九六四30週年，在30年後的六四前夕，由60名記者共同撰寫的書籍《我是記者——六四印記》面世，當中記錄了前線記者當年北京採訪的實況；亦有年資較淺的記者對事件的感受，祈盼永遠保存真實的歷史，並寄語新一代記者要緊守崗位，傳承歷史使命。
在30年前的七月，即六四事件發生一個月後，64位曾採訪事件的香港記者聯同香港記者協會出版了《人民不會忘記》一書，記錄六四事件。無奈礙於時機不合，當年一些畫面未有被公開披露，例如人民英雄紀念碑遭解放軍射擊時所發出的火光，以及學生在廣場留守至最後一刻的情況。超過半年時間籌備的《我是記者—六四印記》不但細緻地記載六四實況，更聯絡在世界各端的「當時人」現身說法，結合了前線記者們的切身經歷，希望讓讀者反思30年後，六四賦予的歷史意義。
（獨媒特約報導）黃雅文，23歲，浸大中國研究（社會學）本科四年級生、「浸大社關」及跨學院學生組織「工學同行」的聯合創辦人，現為支聯會最年輕的常務委員。
八九民運發生後六年，雅文才在香港出生。
雅文認識「六四」，源自高中通識科，不過雅文聽到老師對「六四」的論調是「國家發展期間，總會存在貪污等問題；學生被殺是無可避免。」雅文聽後半信半疑，找到「人民公社」書店，買了八九學運領袖之一封從德的《六四日記》閱讀，然後與老師對駁。「同學大都睡著了，老師和我在最後仍各持己見，但我覺得我們還是朋友。」
敢於與老師對辯，在香港的教育制度下，往往被視為異類，想法「偏執」，雅文這種「偏執」，源於中學的「精英班」制度。
「初中時每級有一個精英班，我不在「精英班」，體會到部分老師的不堪。他們對同學說：我不教得深入了反正你們不懂、精英班同學就可以進大學你們不會，大力吹捧讀好書向上流動，又不斷否定各非精英班同學的理想。」「我不禁想：我們的價值，是否就由一兩次測試、有否「向上流動」去定義？這是否我們應得的呢？」
到了高中，雅文雖然身處精英班，但她並沒有因此認同這套「向上流動」價值。「我聽過同學的家庭遭遇，想到其實我們無人可以完全避免壓迫，無人能保證我們的人生不會掉進坑子。」
（獨媒特約報導）保安局提出修訂《逃犯條例》，民陣號召三十萬人上街抗議反對，民主派區議員在公共房邨內貼出寫有「林鄭下台」字眼的海報，遭房署政治審查。葵青區議員黃潤達、梁錦威、民協深水埗區議員何啟明和楊彧下午到何文田房署總部抗議，批評「房署政治部，林鄭唔提得」。
黃潤達和梁錦威在葵涌邨內欲張貼海報，海報上寫有「守護香港反送中，撤回惡法，林鄭下台」的字眼，但房屋署拒絕。房屋署回覆稱海報不能批評個別人士，即「林鄭下台」的字眼違反房署規則。
梁錦威
梁錦威表示，政府無視13萬人上街，仍硬推修訂，已是漠視民意，房署政治審查更是包庇政府作惡。他曾多名職員查詢，但對方均沒有詳細講述是總署部門回應，只稱是小組作決定。
“Dad, I'm going to play there one day.〞
（爸爸，終有一天我會站在歐聯舞台上！）
當哨子響起完場聲號，代表利物浦正式登上今屆歐聯皇者寶座。他們以2－0擊退同為英超對手熱刺，取得球隊近7年第一個冠軍。完場後，眾利物浦球員各自在場內忘我慶祝，鏡頭捕捉到隊長佐敦軒達臣獨個兒走到看台跟一位白髮男子相擁，那人不是普通球迷，而是佐敦軒達臣的爸爸－Brian Henderson。
是的，這是一個關於佐敦軒達臣與他爸爸的故事。
將時間撥到6年前－2013年，佐敦軒達臣的爸爸確診鼻咽癌；同一時間，佐敦軒達臣正為在利物浦的前途而戰：一度傳將被清洗的他終於在那年打上常規正選。作為父親的他不希望病情影響兒子在場上的發揮，他選擇忍瞞病情，一直拖到不能再拖才告知真相；但愛兒深切的他卻因不希望兒子心痛自己受苦，曾拒絕在化療期間讓兒子探病。
「他不讓我看見他受苦的情況，我知道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就是每星期都踢出好表現，我相信只要我踢得好，定能幫助爸爸回復健康，因為他一直都看著我。爸爸的經歷令我長大成人。」
人總要經歷一些事情才會長大，而之所以令人成長，是因為經歷當中蘊含著無數個父母甘願為子女奉獻的偉大故事。因為這種奉獻才明白，甚麼才是最可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