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od in Community的主理人Chantelle（左）和David

文：W（過去一年自香港跑到英國去，看看食物浪費，看看當地如何拯救食物。）

去年底，我自香港跑到英國Devon轉型城市Totnes，看看當地一班居民食物回收團體Food in Community（FIC），如何盡力拯救一大堆香蕉、柑、蘋果、薯仔、紅菜頭、紫椰菜、椰菜、洋蔥等被「嫌棄」的graded-out農作物 。

「2012年，我參加了園藝課，其間到一個農場考察，竟發現農作物竟散落一地，是紅菜頭！因數量太少，（農場）若再聘人手收割，不符經濟效益。這正是個好機會，想想如何好好利用這些紅菜頭！」FIC創辦人之一David回想道。

David當時與一位同學，大膽向農場Riverford負責人提議，讓他們到農場收割這些被「遺棄」的農作物（gleaning），農場負責人反建議：

「收割對你們而言，太辛苦了吧，不如我直接將農場的不合格」的蔬果（graded-out vegetables）轉送你們，如何？」

David喜出望外，同年底，他們開始接收graded-out農作物，再轉送食物銀行和兒童中心，翌年4月，他們將計劃正式註冊為Community Interest Company，FIC正式成立。

題為編輯所擬。

政府在1999年2月10日曾向立法會承諾，凡人大常委有意將對香港有實質影響的全國性法律加入附件三，香港政府會在人大常委作出決定之前，先在立法會提交相關委員會討論，並諮詢香港市民，尤其是法律界，並將市民的回應（特別是反對將法律加入附件三的意見）反映予人大。

《國歌法》明顯就是此等對香港有實質影響的全國性法律。

但政府從未在《國歌法》納入附件三***之前***，在香港或立法會就此做過任何諮詢。相反，政府只在人大已經將《國歌法》加入了附件三***之後***，才假惺惺地讓立法會事務委員會舉行公聽會，美其名收集公眾意見。

根據香港同英國的普通法，任何由政府舉行的諮詢，程序上必須正當和公平，具體地有4個原則要遵守：

1. 諮詢應在相關法律或政策建議還在「初步構思的階段（formative stage）」時進行

2. 政府必須就其提出的法律或政策建議，提供充分的資料和理據，讓被諮詢者可以「明智地（intelligently）」考慮相關建議的優劣，並作出「明智」的回應

3. 要做到2，諮詢期不可太短，時間必須充足

4. 政府必須保持開放的心態，「真心地（conscientiously）」將市民在諮詢期間表達的意見納入考慮。

Litt-, Litton 指如果社會就某人應否被控、被定罪進行公開辯論，會是香港非常悲哀的一天。其實他今日漠視香港法律的精神，胡亂地貶低社會上對律政司的批評，才真的令人感到悲哀。

Litton 認為只有牽涉海外司法管轄區的複雜財務交易，律政司才應尋求外判法律意見。我想反問一句，果真如此的話，那以往律政司又何須在檢控許仕仁和曾蔭權之前，尋求外判法律意見呢？

律政司以往凡案件牽涉高官或前高官貪腐的指控，一貫做法都是在作出檢控決定之前，尋求外判法律意見。至少就報案人而言，慣例已成政策，造成了政府會繼續沿用此慣例的合理期望。

法治概念中法律確定的原則，正正規定政府不得在製造合理期望之後，卻隨便偏離此等期望，令市民無所適從。因此，提出理據證明拒絕尋求外判法律意見為合理的責任，在於政府。Litton 憑著他的司法經驗和崇高地位，反過來要求質疑政府做法與以往慣例有別的的人主動提出理據，是混淆原則，實在悲哀。

事實上，時任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張舉能在2012年處理律政司一方希望由英國御用大律師負責檢控許仕仁的申請時，清楚地解釋了此類案件牽涉的公眾利益為何：Re David Perry QC（unreported, HCMP 2381/2012, 23 November 2012）at paras 14-15。

（左起）香港音樂導師工會劉家樂、黃穎之、鍾浩賢

（獨媒特約報導）國歌法今日於立法會首讀及二讀，多個民間團體到場抗議，包括香港音樂導師工會。工會認為國歌法有很多灰色地帶，影響創作及教學自由。工會理事鍾浩賢感嘆國歌其中一句歌詞是「不願做奴隸的人們」，但他們即將要做國歌法下的奴隸。

工會幹事劉家樂表示，音樂人崇尚感受音樂的自由，但國歌法限制老師的教學方向，例如不能改變國歌曲風，只能教導學生一種表達方式。

工會主席黃穎之認為國歌法限制學生的藝術欣賞，學生不能真誠地表達對國家的情懷，因怕違法，須根據法例框架表達「固定感受」。黃指國歌法亦會影響教學方式，老師未能教導學生廣闊地欣賞國歌的歌詞及背景。

黃穎之又擔心假如學生五音不全，會否觸犯法例。工會理事鍾浩賢亦恐怕「彈錯音會唔會誤墮法網」，未知老師及學生會後互相告發，覺得情況十分恐怖。他們指處於兩難局面，「又怕教唔到，但唔教又犯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