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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電影本身論，《STAND BY ME：多啦A夢》只是多啦A夢的故事回顧與結局。回顧方面，電影將多啦A夢的經典道具一一呈現，就算沒有其他多啦A夢大電影般有更新穎奇怪的道具，也足以叫男女老少觀眾興奮莫名；結局方面，數年前網上已經流傳多啦A夢的多個結局，這是其中一個，不過就算看過、有心理準備，結局依然感人。
多啦A夢（其實我還是較喜歡叫叮噹）在不少人的回憶中擔當重要角色，成長後我才開始明白原因不是千奇百趣的道具（要挑骨頭不困難，例如最後多啦A夢四處尋找大雄，但其實他有不少尋人工具，就是隨意門已經可以直達大雄與胖虎「決鬥」的地方；再者，大雄很少真的能夠憑道具解決問題），而是一種永恆的寛恕－就算大雄有多笨、闖多少禍，多啦A夢還是會為他解決困難，責怪過後還是願意無條件地繼續守護大雄。
人類並不完美，每個人的成長過程都充滿缺憾與挫敗，或許我們會憧憬多啦A夢的「神力」，但也許我們更渴望的是無條件的寬恕。大雄的父母也會包容他，但同時也是他壓力的泉源，只有多啦A夢永遠坐在他的房間，要求的只是不是大雄付錢的豆沙包。
作者按：九年前，我們曾出版《香港的鬱悶：新生代vs嬰兒潮世代》一書，成為香港世代研究的開創性作品。多年來，八十後、九十後相繼踏足政治舞台，波瀾壯濶的佔中運動更大有改朝換代的意味。此時此刻，我們的新作亦剛好完成，為管窺這個大時代存留一抹紀錄。（上篇）
鄒崇銘、韓江雪著：《這一代的鬱悶：後佔中的世代之戰》，三月出版。
事有蹺蹊。
我們要知道，今年特區政府掃販迎新，由初一洗太平地洗到初三，出盡城管、防暴、警棍與警犬，如此規格並不是一個深水埗民建聯地區小黨可以成功爭取的事。如果你有留意民建聯在深水埗區議會的發言，過往都一直有批評政府部門對新年流動小販執法不力，透過不斷製造對立來鞏固當區業主階層選票的系統，一直是該黨在地區的政治操作模式。（詳見民建聯2012年2月《強烈要求：改善農曆新年假期間鴨寮街一帶無牌小販販買阻街問題嚴重事宜》）
那為什麼今年對小販突然變得零容忍？這明顯有著新的一男子因素。總體原因有二：
原因之一，是特區政府在後佔領時期患上了無法治療的廣場恐懼症(Agoraphobia)，要將香港公眾的街道變成天安門廣場一樣芬芳、清潔、有序，以蓋過它們對佔領期間在街上一又一又張臉龐的恐懼。政府佯裝佔領運動已成過去，但明顯公共空間的真實環境成為了他們永恒的心魔，尤其是流動小販這種空間佔領類型。
同時，只要處理公共空間跌序的問題上跟足「依法治國」的大陸管治方針，即所謂「果斷執法」，透過製造對立來鞏固港共管治階層選票的系統，亦能收得與中央保持隊型一致的效果，如對付佔領運動之策，而這套獻媚策略現已為葉劉、吳秋北之流所採用，一起雞犬升天。
「雖然基本法及其他法條都有清晰條文保障組織工會的權利，但這與具體實行也明顯的距離。」
工會對一般香港人而言，一直有這麼遠那麼近的感覺。除了大型的罷工、抗議以外，一般打工仔也未必會加入工會，鮮有在職場積極爭取權益。不過，近年隨著碼頭工潮揭示無集體談判權的困局，加上可樂廠工人及國泰工會成功爭取與資方共商待遇，不少打工仔也了解到工會及集體談判權的重要性。加拿大籍的香港大學法律教授Rick Glofcheski（下稱郭教授）在「透過工會權利的國際標準看香港職工會條例的缺陷」講座集中與在座數十位的工會領袖大談香港法例的漏洞，從組織工會權利、集體談判權及反歧視條文看香港勞工法例殘缺不堪的保障。
郭教授在港近廿載，撰寫了香港唯一的香港侵權法的書而為法律界熟悉。同樣注目的是，他多年來自學香港勞工法，開辦了相關大學課程，又與Farzana Aslam教授（她在講座後段分享有關歧視法例）合著了香港僱傭法書籍《Employment law and practice in Hong Kong》，成為香港其中一位關心本地勞工的熱心法律教授。郭教授認為，有效的法律框架對發展工會及建立集體談判都有舉足輕重的位置，但他對現時的法例甚為不滿──「職工會條例似乎是規管工會多於開放及保障參與工會的權利。」
組織工會 受憲法、本地立法及國際法保護
文：尋找簡東拿@運動公社
輪迴地獄又折返人間，帕爾馬幾經波折，最終竟要面臨解散的厄運。亞視尚且不死，而帕爾馬卻又如何踏上這條不歸之路？
事緣帕爾馬拖欠旗下球員薪酬已達半年——比亞視更久，如今已超過意大利足總定下的付款期限（二月十五日），並遭扣罰五分，以五分位列意甲榜末，降班勢所難免。更甚者，據現職球會青年軍教練的名將基斯普所指，球會現在窮得連球員訓練時需要的食水也支付不起；由於未能支付電費和球場保安費用，帕爾馬本周對烏甸尼斯的主場賽事更將取消；坊間更盛傳意國足總按照聯賽規例，判定帕爾馬無法應付餘下賽事，宣告餘下賽程一律由對賽球隊勝出。
如今帕爾馬土崩瓦解，是因為球會高層無力負荷球會9600萬歐元的債務。上月初陣中當家球星卡斯辛奴因欠薪問題，宣佈與球會解約。雖然舊班主基拿迪（Tommaso Ghirardi）在去年12月已把球會轉售有俄羅斯、塞浦路斯和阿爾巴尼亞背景的石油公司Dastraso Holding Limited（後文簡稱DHL，當然不是指那間速遞公司）。不過，DHL主席泰治（Rezart Taçi）入主不到兩個月，瞬即以一歐元代價把球會拋售給文尼迪（Giampietro Manenti），而且事前遲遲不肯公布買家誰屬。
車路士球迷在巴黎地鐵鬧出種族歧視風波後，球會除了譴責球迷行為外，亦已禁止做出歧視行為者再入場觀戰。會方態度積極，值得肯定。但這次事件也反映該會過去的右翼排外形象在二十一世紀仍然被部分球迷承傳下來。
在八、九十年代，車路士的一班叫車路士獵頭者（Chelsea Headhunters）右翼球迷流氓是英倫最惡名昭著的球迷流氓之一。他們受一些同為球迷流氓的它會球迷尊敬，遠在克羅地亞的戴拿模薩格勒布的球迷集團Bad Blue Boys更據說是受車路士球迷啟發而成立。
他們其中一次最為人熟悉的「戰績」發生在八十年代中。他們在一次車路士落敗後抵達一間酒吧，在高呼美國人「搶走我們的工作」後，幾乎將美籍酒吧經理襲擊至死。除了與其它球隊的球迷打鬥和襲擊警方外，亦與多個右翼和種族主義組織有聯繫。當中包括極右、聲言要遣返移民的政黨民族陣線（National Front）、新納粹主義組織戰鬥18（Combat 18；希特拉Adolf Hitler的名和姓分別以拉丁字母的第一個字和第八個字開頭，故以「18」為名）和北愛爾蘭的親英民兵組織等。
激進的酷兒組織和運動仍在美國流行，只是沒有受到主流媒體關注。
在2014年，主流社會的「同志議程」環繞著同性婚姻和跨性別人士從軍等較保守的問題上。這代表著很多重要的酷兒和跨性別事件未能得到大眾注意。
主流媒體作為守門人，或許對跨性別性工作者刑事化的傳言和酷兒人士在移民拘留中心的恐怖故事不聞不問，但社會大眾應該知道這些事件。這裡有九個故事，無疑將會在2015年得到迴響：
1. CeCe McDonald 被釋放了！在2011年，這位黑人跨性別女子在明尼蘇達州，因為抵抗一名有跨性別人士恐懼症、身上刺有納粹紋身的白人男子而被判入獄。在2014年1月出獄之後的幾天，她便到全國各地向大眾分享廢取監獄制度的意見。同時，她廣傳了Sage Smith失蹤的消息。Sage Smith都是一位黑人跨性別女子，在她家鄉維珍尼亞州的Charlottesville失蹤了多於兩年。Smith的家人表示當地警方沒有提供任何幫助；但在一名白人原生女子失蹤、成為了全國新聞的事件上，Charlottesville警方卻翻箱倒櫃地搜索失蹤女子。
任何電視台訪問只會在年宵期間不斷問：檔主你今年生意點呀？ 市民你覺得今年產品點呀？但無人會問維園、旺角、元朗、上水年宵的檔主們除了貨物外，帶來了一堆堆的枱、椅、帳篷、裝飾品、甚至生財架生為什麼都會用完即棄呢？
（獨媒特約報導）香港電視劇集《選戰》在今周大結局，獨媒找來在劇中飾演振民黨秘書長江日東的他，談談多年來的演員的心路歷程。他是唱片騎師，他是舞台劇演員，他是電影劇演員，他是多棲藝人楊英偉。
不論在報紙，甚至網絡上，關於他的訪問也不多，大概這就是香港人常常說的甘草演員。因為楊英偉多年來都表現低調，一直默默耕耘。
楊英偉在《選戰》中飾演宋漫山的得力助手，暗通中聯辦的王主任，左右大局，對選情舉足輕重。不過，為何會從無綫過檔香港電視，為何會成為了多棲藝人？一切得從頭說起，那是1988年的事情。
講述腦退化症的電影不少，不刻意去想我已經想起日本代表渡邊謙的《明日的記憶》與及韓國代表孫藝珍的《擁抱這分鐘》（還有香港代表幾失禮的《不再讓你孤單》。讓我決定買票進場看《永遠的愛麗絲（Still Alice）》是因為Julianne Moore，我喜歡看她演戲，雖然，有時不明白她接戲的原則：可以是很好看的《A Single Man》，也可以是嚇死人的新版《Carrie》。
這部改編小說的電影，的確提供一個好好的機會讓Julianne Moore發揮她內斂而自然的演技。我知道她是今年Oscar的影后大熱，這部電影不至於她的個人表演救了整部電影，但她的確是很重要的元素。
她是Alice，大學教授，語言學專家權威，五十歲，有幸福的家庭，愛錫她當醫生的丈夫，還有三名兒女。她在一次演講中發現突然忘記一些詞彙，然後在日常於大學內跑步時不知自己身在何處。理智冷靜的她立刻求醫，本來一直希望等到確定才跟家人商討，但當越來越似患病時，她也忍不住向丈夫傾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