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自 Fackbook Sabrina Woong)
（獨媒特約報導）大清早五點多起床就碰到導遊胡先生，他是一位三十多歲的華人，生於小康之家，太祖父一代從大陸移民到吉隆坡經營一家麵包店。
登上旅遊巴後，他首先為自己不太純正的普通話道歉，說在大馬華人只能有六年的免費華語教育，之後就要轉用馬來文才能有政府的津貼，而華語小學的數目越來越少，然後問這是否公平呢？
Ita Purwati
（獨媒特約報導） 香港目前約有31萬外傭，當中大部分來自菲律賓和印尼，他們離鄉別井，來到陌生的城市工作。對於我們而言，他們既是這樣近又那麼遠：每逢周日，走出街外，四處皆見外傭蹤影，或在銅鑼灣維園外圍、或在中環各公眾場所、或在旺角的行人天橋。他們席地而坐，肩挨肩與同鄉聚會，聊天解鄉愁自然是少不免的事，唱歌跳舞亦大有人在，或許你經過時略有抱怨，但你不得不承認他們已成為各人眼中的一道風景。而在你和我看不見的地方裡，卻有外傭放棄難得的假日，選擇上學進修。
近月的國際貨櫃碼頭工潮，在香港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和討論。其中資方的醜惡表面已經受到了有識之士的猛烈批評，筆者毋須在此贅述。筆者欲借此作出的，是有關「勞資糾紛」基本概念的一點理清。
很多人一聽到「勞資糾紛」，很自然便會想到兩個利益集團的爭拗和角力。再形象和簡化一點看，就好像兩個成年人為了一些利益分配而在爭執一樣。
但我們有沒有想過，這樣的比喻其實是十分誤導的呢？事實是，「勞方」和「資方」這兩個「集團」在實力上是極其不對稱的。資方坐擁的，是進行生產所需的材料、工具、技術和龐大的資金；而勞方所擁有的，便只有赤裸裸的個人勞力。在人類漫長的歷史中，大部分人都可透過這些個人勞力達至基本自足的生活。但自從工業革命和資本主義崛起以來，愈來愈多的人在「圈地運動」（強徵耕地、拆遷）之後變成了無產者。他們惟一能夠出賣以維生的，便只有他們的勞動力。
從沙田火車站步向沙田中央廣場及康文署的天橋，左方的沙田排頭村前的一片空地特別顯眼。今年年初的審計署報告，指責各政府部門在處理沙田排頭村非法佔用官地一事上互相推卸，就地政總署、運輸署及民政總署的投訴均全部或部份成立。報告一出，坊間均指排頭村村民是「村霸」，地政總署也迅速行動，在通往空地的出入口「種柱」阻止泊車，又架設多個「政府官地」告示牌，甚至設有廿四小時更亭，看守這片「政府土地」。據政府部門回覆，廿四小時保安每月涉及$28,785元公帑開支。
審計署的調查報告從九十年代談起，表示政府部門廿多年來均沒重視有關問題。然而這片空地之所以二十多年「不受規管」，實在要從它變成「官地」那一刻開始。
民聯選舉宣傳：Wake Up
（獨媒特約報導）4月20日大馬選舉提名日裡，選委會共收到579名候選人競逐222個國會議席，及1320名候選人競逐505個州議席。國陣分別派出221國會候選人及505州議席候選人，由伊斯蘭黨、公正黨及行動黨派出的候選人則有223（國）及510（州），獨立候選人則為79（國）及190（州）。
因為獨立候選人會分薄民聯的選票，民聯各政黨紛紛把有政黨背景的獨立候選人開除出黨，並呼籲選民選黨不選人，以「改朝換代」。
在新加坡唸書的朋友S，傳來兩篇當地商界和政界關於香港的報導。一篇是企業組團來港考察，一篇是官員來港訪問。他奇怪為何香港沒有人轉載跟進，然後加了一句：新加坡人洞察了香港人的優勢，以及相信高生產力跟輸入外勞無關，不明白為何香港商界要入外勞。於是我翻譯了內容，再整理我們倆的對話。
圖：建議中被縮短兩邊路線兼削班至20分鐘一班的77K線。
九巴與政府自去年開始一唱一和，先以「屯門轉車站」開幕為「轉乘」作宣傳，然後在批准九巴加價前後一同宣傳巴士路線「過時」、「重疊」，意圖將加價歸咎為路線設計問題。接著共同推出一個所屬新概念——「區域重組」，表示將突破過往一條一條路線商討的問題，以地區整體巴士服務作整體，將路線「優化」及「有加有減」，望能減輕阻力。當然，少不了某些友好區議員及媒體不斷作「宣傳」。
北區區議會是「區域重組」的第一試點，昨召開小組會議，有關計劃將於下月13日在區議會表決。細看北區重組方案，其實可以發現九巴藉「區域重組」綁架削減路線與加強服務，又疑採取拉一派打一派的方法，集中削減某一區域的服務，從而獲得區議會內多數地區的支持。細看北區的方案，更可發現其實重組完成後巴士服務是有所削減。運輸署作為巴士公司的監管者，卻「樂見其成」不負責任。
2000年報章報導李嘉誠言論犯眾憎的報導
李嘉誠旗下的和黃昨日向法庭申請禁制令，要求在長實總部外示威的工人清場，法官指事件不但涉及勞資糾紛，更涉及示威及言論自由，拒絕頒布臨時禁制令，表示要留待下星期五開庭。雖然未知這位法官最終如何裁決，但他昨日的說話值得一讚，因為他明確指出工人享有示威及言論自由等權利。現時香港工人缺乏集體談判權，根本沒有籌碼跟資方談判改善工作條件，如果連示威及言論自由的權利都給剝奪，試問工人跟舊社會的奴隸有多大分別？
李嘉誠討厭言論自由，不自今日始。記得回歸初年，由於臨時立法會推翻回歸前多項涉及市民政治權利和人權的法例（包括僱員的集體談判權），民間有很多批評和不滿的聲音。李嘉誠曾為此公開說香港政治失卻和諧，所以減少在香港投資。
2000年，前立法會議員程介南涉及將作為議員獲得的保密資料交予其公關公司客戶，李嘉誠被記者問及長實是否程介南的公關公司客戶時，他回應稱，如果「別有用心的傳媒及政客大合奏」，他只有減少在香港投資。李嘉誠以撤資威嚇市民及傳媒，惹起公憤，二百多來自不同界別的人士以「遺憾和憤怒」為題，登報讉責他意圖壓制跟他不同的政見和對他及其財團的批評（見這裡）。
（獨媒特約報導）近來網上就社運的模式有一番激烈的討論，「和平理性」派與「勇武抗爭」派互相爭辯。當然，其實兩者的「對立」可能是假對立。「和平理性？勇武抗爭？香港社運模式的去向」論壇於四月二十四日在珠海學院舉行，嘉賓分別有「佔領中環」發起人戴耀廷、民間人權陣線召集人孔令瑜、時事評論員潘小濤及時事評論網誌「無待堂」作者盧斯達；並就香港社運何去何從進行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