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府聲稱的1200公頃土地短缺中，經濟用地佔兩成、約256公頃。這數字來自經濟用地總需求458公頃、減去政府預期經濟用地未來供應202公頃所得來。但我們細讀文件發現，經濟用地需求中有多達285公頃疑似重覆計算、錯誤引用數據、以及故意忽略有盈餘的經濟用地類型。若把這285公頃需求估算的水份扣除，經濟用地實質有29公頃盈餘，並無短缺情況。
更重要的是，部份經濟用地的用途成疑，例如當中有科研用地（經濟用地的一種）將用作興建動物實驗室。辛苦搵地，隨時成為殘害動物的場所！
（獨媒特約報導）位於大埔新達廣場的「喜棧」昨日結業，為逃避向九名工人發放遣散費及代通知金，公司強迫工人調舖到荃灣及銅鑼灣的分店工作。職工盟屬會飲食及酒店業職工總會今早和工人到「喜棧」位於旺角的總部「好好飲食有限公司」抗議，要求立即發還遣散賠償，涉及總金額為45萬元。年資長達13年的工人何小姐嘆公司沒有良心，借調舖作解僱，「我哋打工，唔係賣身。」
公司在昨日早上十一點半結業後，才通知調職及強逼工人調往銅鑼灣或荃灣分店工作。但工人全都住在大埔及北區，負責樓面、水吧和清潔的工作，大多早在五點便要上班，如果調到其他地方工作，便沒有交通工具。
英格蘭聯賽盃第3圈，曼聯在門將羅美路被逐少打一人下，互射十二碼不敵林柏特領軍的打比郡出局，連同英超比賽，曼聯今季第3次落敗，摩連奴與普巴的關係惡化全面浮現，到底這位昔日呼風喚雨的一代名帥，能否走過困境，全看他能否在戰術上轉營，若未能走過這十字關口，摩連奴很大機會像意大利名帥沙基一樣，紅極一時後無以為繼。
成名於帕爾馬的沙基，被冠名「先知」同時被認為是過去半世紀令足球演變的戰術大師。沙基在80年代中期開始為人所認識，他領軍帕爾馬差點升上意甲，並且在意大利盃淘汰AC米蘭，被紅黑軍團班主貝雷斯科尼相中，1987年任命沙基為AC米蘭主帥。在他麾下，「荷蘭三劍俠」古列治、尹巴士頓、列卡特、馬甸尼、巴里斯、哥斯達古達、泰索迪、鄧納東尼等，開創了球會前所未有的盛世，1988年重奪失落8年的意甲冠軍。在歐洲戰場，沙基的AC米蘭於1989及1990年蟬聯歐洲冠軍球會盃王座，直到1991年歐洲冠軍球會盃敗於華杜與柏賓領軍的馬賽，沙基結束了AC米蘭的領軍歲月。
1992年，沙基接替域仙尼任教意大利，兩年後的世界盃，意大利打入決賽，可惜以12碼不敵巴西，1996年的歐洲國家盃，意大利初賽出局，沙基的國家隊生涯亦結束，他任教意大利的43場比賽，錄得29勝11和3負的佳績。之後他再度任教AC米蘭、帕爾馬與馬德里體育會，都未能成功。自2001年開始，沙基再沒有正式任教任何球隊。
提起海洋塑膠災難，大家印象較為深刻的可能是2012年颱風「韋森特」襲港期間，一艘貨輪上裝滿塑膠粒的貨櫃墜海，令香港多個沙灘及南面海域都滿佈塑膠粒，威脅海洋生物，引發各團體相繼發起清理行動。2017年颱風天鴿及帕卡和今年的山竹襲港，將海洋垃圾吹到陸上，其中近岸的杏花邨積聚大量發泡膠垃圾，市民自發到場清理並將收集到的發泡膠、膠樽交由環保組織處理。其實在世界各地，塑膠垃圾都經常因人為或垃圾掩埋場的設計失誤而散落到海洋，據聯合國環境署的統計，每年有超過800萬噸的塑膠被棄置於大海，情況令人擔憂。
塑膠垃圾不單影響了海洋的景觀，更對海洋生態造成很大的破壞。據聯合國環境署估計，到2050年，99%的海鳥會因誤食海洋塑膠垃圾，危害食物鏈；海洋中的塑膠總重量更會超過所有魚類的重量總和，海洋將會儼如一個塑膠垃圾的棄置場。
使用塑膠雖為人類帶來便利的生活，但現今塑膠污染問題日益加劇，塑膠垃圾更由陸地轉移至海洋。眾所周知，塑膠分解普遍需要最少幾百年的時間，這也代表佔海洋垃圾80%的塑膠垃圾將會停留在海洋裡數個世紀，並不斷累積，可見處理海洋塑膠垃圾問題已是刻不容緩。
民間特首劉德華跨年演唱會可謂一波三折，先是華仔去年因為墮馬受傷要延期舉行，直至最近有歌迷在柴灣售票處門外排隊時遭男子襲撃，使售票方式僅接受網上和熱線，避凶則吉。然而，劉特首愛迷深切，縱使面對一眾在售票處門外苦苦等候售票的歌迷批評，也只得變陣，免得再有血光之災。筆者雖然不是劉天王的歌迷，但他勇於親自出面處理事情，也不禁欣賞。不過，華仔貴為樂壇天王，儘管轉變了售票方式，相信對票房影響不大。但至於其他、三線歌手們，單一的售票制度或多或少消耗不少票源，害得樂壇繼續菁黃不接。深根究底，近年紅館演唱會的門票炒賣風氣熾熱，但政府始終未敢大刀闊斧修例處理。同時，主辦的商家們圍爐取暖，扣起大部分對外發售的門票，導致不少歌迷除了買碟和等有心人在YouTube上載片段外，其實別無他法。
民主黨立法會議員涂謹申
（獨媒特約報導）政府今日刊憲按《社團條例》取締香港民族黨。多名民主派立法會議員下午回應事件，民主黨、公民黨和議會陣線均表示反對保安局的做法。民主黨涂謹申質疑，保安局指民族黨危害國家安全的證據不足。議會陣線毛孟靜則批評特區政府管治「大陸化」，打壓異見人士。
涂謹申表示民主黨不支持港獨，只支持言論及結社自由。他認為香港民族黨只是希望引發討論港獨，質疑遠遠未達到國際標準中危害國家安全的原則，此為保安局局長李家超未能證明民族黨牽涉實質的暴力破壞國家安全。
涂謹申指支聯會同樣有籌款、舉辦講座、有執委以個人名義參選立法會，又會高呼結束一黨專政，憂慮今日的紅線是港獨，明日的紅線將會不知道去到哪裡。
對於港獨思潮冒起，涂謹申指是因為中共治港者沒有落實一國兩制，沒有給予早已承諾的人權和自由，反而以法律壓制和打壓異見人士。他希望中央檢討20年來的治港策略，才能將港獨思潮減退。
內地人罵大媽，香港人罵大媽。究竟誰是大媽？這個詞何時變得普及？回想過去，我們稱在公共空間表演、操練的婦女為大媽，幾年前，我們也會稱爭着買金器的婦女做大媽，對象不盡相同。「越界華文答問」早前在社交媒體徵集網民關於大媽現象的問題，再在網上搜集資料，篩選整理後，製作以下答問。
1. 「大媽」一詞怎樣冒起？何時帶有貶損意思？
「大媽」一詞早已有之。以往人以「大媽」來稱呼中老年女性，跟「大嬸」相若，譬如「黃大媽」、「劉大媽」。此外，在古代，男人可以妻妾成群，「大媽」一詞用來稱呼元配。
詞語享負盛名，要數到 2013 年。那時發生兩件事。其一，當時國際黃金價格突然插水，內地婦女於是搶購，甚至有說托起金價。《華爾街日報》報導時引進了「dama」一詞，內地社會和財經新聞大量使用「大媽」，尤其是猜測股市有人不理性投資之際。
其二，是即使廣場舞存在多年，卻在同在 2013 年前後爆發。婦女是廣場舞的最大用家，自然是主角。網路和媒體炒起了有關噪音、地方治理、性別、政治、美學的爭論。因為廣場舞爭議多少牽涉素養、公德的爭議，後來當討論到有自私、貪便宜、不顧他人的場面，其他人指控對方婦女無理、無禮（例如買了火車上格臥鋪但強迫要求人讓出下格臥鋪），婦女也會被稱為大媽。
（獨媒特約報導）2016年11月反人大釋法遊行中，社民連吳文遠、周嘉發、陳文威、大專政改關注組葉志衍、盧德昌、香港眾志林朗彥、時任嶺南學生會會長鄭沛倫、周樹榮及林淳軒共9人分別被控煽惑他人參與非法集結、非法集結、阻差辦公、襲警等罪名。
西區警民關係科警長何健成上星期（9月19日）供稱，吳文遠從沒有向他要求警方開放干諾道西一條行車線。辯方今再度傳召何出庭作供，辯方代表大律師郭憬憲從影片中指出，當吳文遠坐上鐵馬，何健成曾跟吳有過一段對話，期間何的手一度指向干諾道西馬路。郭續指，吳就是在這時候向警方要求開放干諾道西馬路予遊行人士前往中聯辦閘門外。惟何否認，並堅稱當時是要求吳勸喻示威者不要衝擊近中聯辦花槽的鐵馬，同時間他的手是指向中聯辦外的花槽。郭續播放影片，指當時根本沒有人衝擊鐵馬，並斥何講大話。何否認。
其後各被告的代表大律師向裁判官黃雅茵表示，被告均不會在庭上作供和傳召證人。
裁判官黃雅茵裁定控方表面證供成立，並宣佈押後至11月2日作控辯雙方結案陳詞。原訂9月26日進行的審訊則擱置。
案中兩名被告林淳軒和香港眾志林朗彥早前分別承認煽惑他人在公眾地方作出擾亂秩序行為和參與非法集結，兩人毋須上庭應訊。其餘7名被告均否認所有控罪。
記者：黎彩燕
（獨媒特約報導）為處於危難中的移工婦女提供庇護所的白恩逢之家，一直以民間資助營運。不過近日因一名資助者退出陷入財困，一班支援者於本月舉行一連三場的放映活動籌旗。
9月15日的放映會，在灣仔富德樓ACO艺鵠舉行。放映的是台灣國際勞工協會製作的《T婆工廠》。影片記述2004年尾台灣飛盟關廠案，一班移工對抗制度剝削及移工同志的真實故事。
一再延遲居留期限 為的只是爭取公義
台灣飛盟在2004年突然關廠，一班本地勞工及外籍移工遭欠3個月工資。面對居留期限、菲律賓按日計息的債務及生活開支等壓力，他們向台灣勞委會陳請，希望政府機關介入。然而勞委會表現被動，移工居留期限即將屆滿，在沒有薪金生活的情況下，獲台灣國際勞工協會協助。雖然事後薪金得以墊償，移工亦能到就業服務站轉換僱主，但他們卻面臨另一重大問題。
不自主的制度下 淪為待選的奴隸
「真正的大學教育，應該鼓勵學生自由探索，成為有個性有創造力同時懂得對生命負責的人，而不是用形形色色的戒條將學生變得唯唯諾諾服服貼貼。高校長明白，要培養這種人，就要給予學生最多的自由和最大的信任，容許學生嘗試和犯錯，並在眾聲喧嘩和不和諧中看到大學之大。」
周保松
高錕校長在2009年獲諾貝爾物理學獎，迅即成為媒體焦點。除了高校長在光纖通訊方面的成就，其中最受人關注的，是他擔任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期間和學生的關係，尤其是1993年發生的兩件大事。但觀乎媒體報導，有頗多的不盡不實，部份更近乎傳說。這些傳說，對高校長和學生都不公平。
我當時讀大學三年級，是《中大學生報》校園版編輯，親歷這些事件，而且和高校長做過多次訪問，算是對內情有所了解。現在熱潮既過，我自覺有責任將當年所見所聞記下來，為歷史留個紀錄。
更重要的是，十八年後，我對高校長的教育理念，有了一點新體會。這點體會，無論是對中文大學還是對中國的大學，或許有一定參考價值。
我第一次見高錕校長，是1992年八月某個下午，我和學生報其他四位同學去大學行政樓訪問他，一談就是三小時。高校長的粵語不太流利，我們主要用普通話交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