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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員也可以是自僱人士!世界足球員工會調查撮要

日前,世界足球員工會公佈了該會委託英國曼城大學學者所做的2016全球勞動報告(2016 FIFPRO GLOBAL EMPLOYMENT REPORT)。該報告調查了歐洲、美洲、非洲54個國家的職業足球員勞工狀況。以下是該報告的部分要點。

一、 僅有極少數職業足球員是富豪球員。調查指只有2%的球員每年收入多於72萬美元。逾四成五的月入不足1000美元。

二、 41%的球員在過去兩個球季試過未能依時領取薪金。報告指這情況在低收入球員和沒有持有合約副本的球員間較嚴重。

三、 球員的合約長度僅得22.6個月。薪金逾少的球員,合約的長度亦多數較短。
四、 29%的球員在不自願的情況下轉會。在部分國家如厄瓜多爾、丹麥、瑞士、馬爾他和哈薩克,高達四成的球員曾在不自願的情況下轉會。

五、 8%的球員沒有和球會簽訂文字合約。9%的球員則以自僱合約為球會效力。這安排主要集中在東歐、冰島和剛果。他們因此不像法定員工一樣受到當地的勞工法例保障。

六、 22%的球員知道曾有人要單獨操練,而薪金逾高者,被球會要求單獨操練的機會較高。

七、 9.5%的球員曾被施襲。主要的襲擊者為球迷。

八、 約一成球員在小學後就未有讀書。年青球員被襲擊和歧視的比例也較高。

《我不是潘金蓮》:宣傳反腐敗還是維穩?

中國導演馮小剛憑著電影《我不是潘金蓮》,贏得第53屆金馬獎「最佳導演」獎項。電影在中國內地上映三日,票房達人民幣2.04億元,風頭一時無兩,就連官媒《人民日報》也發表對馮小剛的專訪,正面評價這齣講述上訪、官員腐敗和法治問題的電影。

電影改編自作家劉震雲的同名小說,講述農村婦女李雪蓮(范冰冰 飾演)因不滿地方法院對她的離婚判決,以及前夫稱她為「潘金蓮」,而堅持向法院和政府為自己討回公道,一件小事漸漸演變成大事。 十年以來,她不斷告狀和上訪,由縣政府告到市政府層面,再告到北京國家領導層面。

女主角在戲中的行為頗為瘋狂,故事的劇情亦十分誇張。電影用喜劇手法諷刺中國腐敗的官場文化和行事手法,例如講述各級地方官員(例如:市長、法院法官)用盡各種辦法阻止女主角上訪;官員在處理問題的時候,首先關心自己會不會受到責難,明明有時候道理在自己身上,也鬧出不少事件,反映所謂的制度和法治都是殘缺不堪。

此外,官員和人大代表開會的情節,描寫得很細緻,例如人大會議的禮儀小姐會用繩子量度每個茶杯的擺位是否準確;官員們的發言和訓話亦拍得很真實,不少對白都好像是似曾相識的。

承認是懦弱  梁天琦:我唔想即時還柙

(獨媒特約報導)本土民主前線發言人梁天琦接受《Now新聞台》訪問,對於被指「潛水」及沒有回應事件,有網民更稱他為「西瓜琦」,梁天琦強調,如果要反抗人大釋法,必然要鼓動或鼓吹更多人作反抗,但在鼓吹時,自己沒辦法走到最前。「咁樣就同我以前做嘅嘢唔同。」他形容這是「叫人去做自己唔做」,遂選擇一句說話都沒有說。

梁天琦在訪問中承認是懦弱,因為不想現在便即時還柙,「好對唔住,我做唔到大家期望我能做到的事。」他表示,沒有站上前線對抗釋法,是沒有負責任的表現。他在訪問中多次道歉,又形容是「選擇咗自己」。

梁天琦表示不會參加補選,亦不會為任何人助選。「endorse任何人都不會。」他稱今次已辜負了很多選民對自己的期望,認為是反省的時候,而為死纏爛打。

油價上升,美國石油新戰場

圖片來源:WCN 24/7

美國反對北達科他原油管線(Dakota Access pipeline),即Standing Rock的抗爭,持續了半年以上。由今年四月開始,初時主要由美洲原住民領導,建立Sacred Stone Camp的反抗基地,近幾個月引起美國左翼團體關注及投入,與North Dakota及附近幾個州來增援的警察及保安衝突,至今已有一百多人被捕。最近,更有多達二千名社運老兵進場,似乎愈演愈烈。

Donald Trump上場,石油業似乎會成為新戰場。油價由2014年上半年由100美元水平一桶,下滑至最低30美元。靠原油收入的俄羅斯、委內瑞拉及中東政府及經濟固然陷入財困,而美國領導的頁岩油業亦大受打擊,因為,頁岩油開採的成本高,油價起碼要在55美元/桶以上,才有利可圖,因此,油價低,美國不少這類公司甚至要破產。同時,頁岩油也造成環境問題,政府的環保規管成為決定開採成本高低的另一因素。

中共的目標,已不止於幾個議席

18萬票,是總投票人數的十二份一。
18萬票,比35個傳統功能組別合共取得的票數還要多。
18萬票,足以擊敗梁振英260次。

昨日下午,港共政府再度入稟,誓要消滅18萬選民的聲音。梁振英想連任,北京想打壓港獨,這些不難理解。但觀乎如今之勢,中共的野心似乎已不止於那幾個議席。他們想要的,是讓香港和中國大陸在政治氣氛上完全融合。

過去幾年,香港人的確經歷了一股政治覺醒潮。許多人由政治冷感變成略懂時政,甚至由略懂時政變成社運常客。可是港人政治意識提高,卻也令北京敲響了警號。在回歸頭十年,他們仍會依著規矩,玩玩這個西方人的民主遊戲。他們容許香港人繼續享有言論自由,並嘗試見招拆招,就算23條被拉倒,也並不急於一時。

「中共最叻玩政治」

但當港人的政治參與愈來愈強烈,北京就漸漸接應不暇。就算出盡法寶、花盡金錢,在剛結束的立法會選舉中,議席卻是有減無增。就如所有窮途末路的賭徒一樣,他們唯一能做的便是反枱。偏偏這個賭徒技術欠佳,蠻力卻是驚人,一把扼住了莊家的咽喉,就要將好地地一個賭大小的遊戲變成「公仔我贏字你輸」。

不能任由梁振英向迪士尼跪低

1842年清朝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敗於英國,清政府代表在泊于南京江面的英軍旗艦康華麗號上與英國簽署《南京條約》,割讓香港島,是為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條不平等條約。兩年後清朝與美國簽定《望厦條約》,允許美國兵船自由出入中國通商港口,是為第二條不平等條約。

1999年董建華政府以亞洲金融風暴後刺激經濟復蘇為名,與美國華特迪士尼公司簽定投資香港迪士尼樂園協議,被市民謔稱為特區政府第一條不平等條約。17年後的今天,梁振英政府違背上兩任政府向市民的承諾,要求立法會批准向財務拮据的香港迪士尼樂園公司注資58億元,特區第二條不平等條約的陰影馬上浮現,究竟市民的質疑有沒有道理?

毋庸諱言,經營主題樂園是商業項目,美國華特迪士尼來香港投資是為了賺錢,不是慈善事業。政府把商業項目與基建投資混淆,選擇性向商業機構提供補貼做生意,是非常危險的做法。況且迪士尼不是拿到一般吸引投資的稅務或地價優惠,而是大得嚇人的政府鉅額補貼,兼且有三重不平等特徵。

不平等條約三重特徵

律政司再入稟取消四議員資格  民主派批梁振英向港人宣戰

(獨媒特約報導)律政司入稟高等法院司法覆核,指四名民主派包括羅冠聰、劉小麗、姚松炎及梁國雄的議員資格無效,並要求法院褫奪4人議員資格。四人聯同多名泛民議員晚上遊行到特首辦抗議,他們沿途高叫「狼英搞政變、向港人宣戰」。繼青年新政梁頌恆、游蕙禎二人被律政司申請司法覆核後,再次有議員遭政府入稟取消資格。

羅冠聰:事件是赤裸裸政變

香港眾志的羅冠聰表示,是次事件是赤裸裸的政變,為的是推翻立法會選舉結果,向中共表忠。對於是次繼梁游後四人再遭司法覆核,羅冠聰稱不感到意外,但指香港人應對此感意外。

劉小麗則指,對遭司法覆核已有心理準備。她表示,梁振英明顯是在試探港人承受能力,亦開始對反對陣營施加經濟壓力,希望港人能與他們站在同一陣線抵擋梁振英。

劉強調,自己兩次宣誓「都非常認真、莊重」,亦得到立法會秘書長陳維安認可。但她拒絕回應曾否後悔在Facebook中,指自己慢讀誓詞是「彰顯誓詞的虛妄」,只表示事件已進入司法程序。

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功能界別立法會議員姚松炎不認為,自己是多位議員中最不利的一個。姚指,人大釋法條文中表示議員不能「拒絕、忽略」條文,而他已完整讀出條文,不能想象政府拒絕立法會中談論可持續發展。

成都可口可樂工人罷工遭武力鎮壓  職工盟到港總部抗議

(獨媒特約報導)今年11月19日,可口可樂公司宣布出售在中國的裝瓶工廠予太古集團和中資企業中糧集團。惟中糧過往劣績可尋,工人擔心工廠轉手後會不斷關廠,大規模裁減工廠員工。工人希望廠房可依法買斷工齡,以職位和薪金不變形式安置,但可口可樂公司一直未有回應,隨即在11月21日爆發罷工。當晚,特警進入重慶工廠以武力驅散工人,拘捕7名工人領袖,當中包括一名孕婦。職工盟今日到可口可樂中國有限公司辦公室抗議無理打壓,要求立即與工人直接對話,並依法買斷工廠員工工齡作補償。

可口可樂公司代表:不了解事件

可口可樂中國有限公司公共事務、傳訊及可持續發展總監(香港、台灣、澳門及蒙古)余韻賢出來接信時解釋,這裡雖然是可口可樂中國有限公司註冊地址,但只處理香港業務,並不清楚了解事件,所以只能傳達職工盟的訊求。

職工盟提出,在成都的可口可樂公司將於下星期二(12月6日)與工人有談判會議,希望余能直接向中國公司領導層轉達訴求,立即停止暴力打壓工人。余表示,將在會後有最新消息再作回覆。

太古飲料(香港)職工總會幹事陳子傑要求,立即停止用暴力打壓只是簡單訴求,並對公司代表未能承諾感到無奈。

第二屆同讀文化節 難覓贊助 啟動眾籌目標3萬

(獨媒特約報導)第二屆「同讀文化節」將於明年2月17至19日舉行,但至今未能找到單位贊助。主辦團體女同學社於昨日(12月1日)啟動眾籌,期望於1個月內籌得3萬元,讓活動順利進行。

2015年舉行的第一屆同讀文化節,獲平機會及巴克萊銀行贊助,一連三天有多場講座、讀書會,並設有閱讀空間、同志團體攤位和工作坊,反應熱烈,錄得2,500人參與。但今年女同學社籌備第二屆,向多個資助計劃提交申請,都一一被拒。

你的私隱受到足夠保障嗎?

斯諾登(Edward Snowden),隨著他來到香港逃避美國政府的追捕引起軒然大波、以至上月上映的一套以「斯諾里」為名的荷里活電影之後,相信不少香港人對斯諾登,以至他所揭發的「稜鏡計劃」不會陌生(PRISM)- 「稜鏡計劃」是美國政府的大規模監控計劃,除了目標人物外,甚至連一般市民,以至全球所有人均可能受到監控。而斯諾登認為侵害無辜市民私隱之行為實屬不公義,而於2013年將之揭示公眾。

事件引起全球民眾關注,亦向世界各國人民敲響警號 – 作為一個普通的公民,即使不是居於極權國度,我們日常的生活,都可能受到監控。國際特赦組織早前報告指出,英美等國均有開發軟件,對市民於網上或手提電話,在Google、微軟、Facebook 或其他各大網絡公司平台所作的通訊,甚至直接截取光纖電纜數據,對一般市民的通訊進行監控,並將閱覽記錄、電郵、搜索結果等資料收集。全球41個國家的情報機關均可對有關資料進行不同程度權限的存取。

不過除了國家級的情報機關,身處香港,執法機關對市民通信的截取有否足夠的規限,以確保香港人的私隱?香港的《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於10年前生效,限制警方、海關或其他公職人員截取通訊的程序及範圍,一直遭垢病未有將近年新發展的通訊方式,如智能電話等納入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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