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爆發將近一年，原本追求與觀眾直面接觸的劇場演出，也迫不得已在「社交距離」下全面停止。梁祖堯、趙之維，既是劇場中最前線的演員，同時有著農夫、廚師、普拉提導師，甚至是修行者的多重身份。究竟在疫情陰霾下，他們對創作、對生活、對香港仍存著甚麼堅持？甚麼盼望？
祖：梁祖堯
Vincent：趙之維
你們的元朗生活是怎樣開始的？
祖：我以前一直住在港島，覺得沙田、大圍已是「人生極限」，如何由一個「港島L」演變至認識甚至搬入八鄉，很大程度是因為當時頗熱熾地參與反高鐵運動。其實最初不太知道這運動是怎麼一回事，但因喜愛耕種而認識了一班農夫。為了保護菜園村，跟著他們第一次來到八鄉，當下感覺是：嘩！香港竟還有一個地方，開車30分鐘仍看不見高樓！感覺很震撼，覺得要搬入來了！真是緣份，我搬到元崗新村，望向對面便是新菜園村。我對元朗有一個很特別的感情，由完全無想過會住在這裡，到住下來了，便沒想過再要走。
Vincent：我的情況剛倒轉，由小至大住在八鄉，小時候沒甚感覺，長大了才覺得這裡生活很舒服！2018年為了方便工作搬到港島，但如想要真正休息，始終希望在鄉郊一點的地方。
是甚麼推動你們發展劇場以外的另一事業？
祖：故事其實很不經意地開始，之前認識了一位土地正義聯盟的網友，疫情初他發了一個帖子，說田裡種了蕎麥，不捨將它打碎只當作綠肥，於是想找人幫手收割，我便去了幫手。去到才知他很辛苦地經營著農地，於是我用自己僅有的知名度，搞了個蕎麥麵班，收益撥捐農場運作。農場主人又提到很多農地荒廢良久，於是我便領養了這些田，自己開墾耕種。
Vincent：其實這一兩年我少參與了舞台工作，但我不視自己離開過。照顧好生計，剩下來的空間就是去思考和消化。這疫情衝擊了我，讓我多了時間思考：我是不是要這樣生活呢？
祖：我看到有些朋友迫不得意地離開了，要養家、要交租，真的沒辦法，但他們的心一直都在。我亦在問自己，如不是疫情，也沒辦法實踐人生裡其中一個最大的夢想，就是當個全職農夫。雖然現在工作慢慢回復，但種了田便像有了寵物般，無法放棄，每天總會回來看看。很感恩有這一段時間，讓我反思以前的生活是如何荒謬。每天最少朝九晚十一的在趕呀趕，追求到甚麼？賺很多錢嗎？不是！每一個工作都有滿足感嗎？又或者可將心中的藝術發揚光大嗎？也不是！我發覺其實一定要平衡自己去做一些認為對的事，然後花時間去經營。
Vincent：13年畢業，會想自己是一個演員嗎？到18年當了全職，花時間訓練及排戲，期間我們的一位團員自殺了。這對我有很大衝擊，既是夢想成真也是夢想破滅，感覺生命真的很無常。然後我便開始做運動、教Pilates。我稱自己是「全職修行」，是指當我很用心地去做每一刻想做的事，無論是教運動、演出也好，輕鬆自在地活出自己的價值。
祖：很認同這種生活態度，十年前某一日，突然覺得生活得很不自在，在想生活到底還有甚麼是可以自己主導的呢？有的話便是自己對待事情的心態。我決定要sincere去對待身邊每件事，sincere的意思不單是「愛與和平」那種，而是即使討厭某人某事，也要sincere地去討厭，不能因為代價與後果而不去做某些選擇。我覺得對自己誠實是很重要的，不然便像沒活過一樣。
對社會的睇法，會因為斜槓生活而有所轉變嗎？
祖：我現在在牛潭尾耕田，由於水源不足而要上山搵水，接駁管導將泉水引流到田地。很奇怪、很恐怖的是，山上的一個大瀑布，以前可無限量地供水，但現在一滴水也沒有，連旁邊的樹也枯死了。村民說建高鐵後瀑布便乾涸，水源的生態循環失衡了！農業仍是很多人的命根來的，老農夫很喜歡耕作，這是他們的生活選擇，為甚麼不予他們這一種選擇呢？我們的農場花了很多錢去建科學井，使用時亦要很多能源，每季收成根本不足以支付電費。沒有水源，人就會放棄耕種，這是在反高鐵時，我想像不到的後果和代價，而這不是將整條村遷移便可解決的。我在這裡認識了土盟的朋友，聽了太多買了田卻沒水源的災難性悲劇故事。如何是好呢？人家買一塊農地，可能要一百萬，然後發現要建水利系統，需多付50萬，原本打算用畢生積蓄去買塊田自給自足過下半生，最後發現得到的就只是一塊「地」。所以我認為在香港，要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是一件很奢侈的事。
Vincent：怎樣說呢⋯⋯極權政府就是，在很早以前便說地少人多、水源不足，而大家一直無質疑這講法。我覺得我們的工作，無論是在舞台，抑或是農耕生活，都是嘗試去建立另一種屬於自己的價值觀、生活模式，這是一個醒覺的過程。
祖：香港在14年醒覺了一批人、19年又再多醒覺一批人。政府表現愚蠢，做事留下太多痕跡，讓人看清一切，真要多謝它讓我們都醒了。到這一刻，當大家沈澱下來時，究竟我們真的失去一切了嘿？此時所得到的可能不明顯，但一定有，我是帶著這信念而過活的。
作為一位藝術工作者，這一年多裡香港的變化為你帶來了甚麼挑戰？
祖：疫情關係，「新聞小花的告白」的演出已延期三次，原本想講的主題對今時今刻的香港來說已過時了。再加上國安法，很多事已面目全非，每一個創作人只能繼續動腦，思考如何打出「擦邊球」。歷史上一直有人在做著這事，天鵝絨革命中，哈維爾的一生都在做這事。要說創作會否受影響，有，但是否一個壞影響，我現在不敢說，可能是一個好影響呢！大家習慣了填鴨式教育，香港人的接收是直線的，但在這個年代，觀眾很渴望那種聯想的空間，世上已沒有白紙黑字、確確實實需要接收的訊息，大家不再要答案，而是要被問問題，然後去聯想，我覺得香港人在這方面進步了很多。
Vincent：現實太荒誕，我不再滿足於以往的創作模式。讀書時常常被問劇場的作用是甚麼，而這個問題每每挑戰著創作者，迫我們走得更有深度與闊度。
祖：我覺得極權政府最驚的是甚麼呢？就是教師、律師、傳媒，以及藝術家，因為他們都是一些可以帶出善良和價值觀給下一代的人，當這四類人都有良知的話，下一代可以很不同。亦因為這樣，作為藝術工作者的我們，是一定會被打壓的。
Vincent：它們最多只可打壓某些形式！
祖：是呀！藝術從不關乎形式，如果時間、空間都不能限制藝術的話，所謂的極權主義可以壓制到它嗎？我真的不覺得！若一千年前的作品至今仍然留存，仍可讓人感動的話，區區一個極權政府可以打壓到這件事嗎？不要傻了！
後記：是你選擇了生活，不是生活選擇了你
在疫情與政治氛圍都讓人喘不過氣的香港，「拼命去生存」彷彿唯一出路。或許，阿祖與Vincent的故事，提醒了我們無論現實如何，總仍有空間奪回「快樂過生活」的主導權，需要的只是誠實作出選擇。
梁祖堯 【演員 / 廚師 / 農夫】
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戲劇學院，主修表演。2003年與邵美君及湯駿業成立「風車草劇團」，並為該團的創作總監。劇場以外，他熱愛烹飪，完成了法國烹飪藝術文憑課程，著有多本食譜。自小熱愛種植，疫情成為契機，讓他得以完夢當起全職農夫。
趙之維 【演員 / 運動導師 / 修行者】
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戲劇學院，主修表演。畢業後積極遊走於各大小中英文劇團。自小愛好舞蹈，曾多次擔任演唱會舞蹈員。近年熱衷於普拉提運動，更考獲牌照成為導師。他自稱為「全職修行者」，希望可以「喺香港呢個高階修道場活出自己想過嘅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