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媒報導】47 名民主派被控「串謀顛覆國家政權」，首度提堂至今已超過一年。不難發覺，無論是保釋申請、抑或交付至高等法院的聆訊，除了被告互動、押後日子等資訊，傳媒報導幾乎毫無內容可言。
這是因為庭上大部分內容，均被《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 9P 條「對報導保釋法律程序的限制」，及《裁判官條例》第 87A 條「對報導交付審判程序的限制」所限，不能報導。
報導限制並非新鮮事，對交付程序的報導限制早於上世紀 70 年代已設立。只是《國安法》實施後，公眾對案件的關注大大提高，加上被告如何桂藍提出解除報導限制被拒，這條條文終走入公眾視線。
過去一年，47 人案的報導限制未見放寬，而法庭只曾就支聯會拒交資料案的保釋申請兩度放寬限制。到底批准報導與否應考慮什麼因素？如何理解法庭的決定？在 47 人案和《國安法》的語境下，又應有不一樣的考慮嗎？
在案件尚未排期審訊之際，《獨媒》訪問港大法律學院副院長楊艾文及資深大律師湯家驊等4名法律界人士，回顧這兩條條例。
2021年3月1日，47人首度提堂，逾千名市民聲援
什麼法例？
要討論批准或拒絕放寬報導是否合理，必先了解這兩條條文的規定及立法原意。
《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 9P 條「對報導保釋法律程序的限制」（下稱 9P）規定，「除非法庭覺得為了社會公正而有所需要」，否則任何人不得報導除被告姓名、罪行、裁判官和律師姓名、保釋結果及條件以外的內容，違者可罰款 5 萬元及監禁 6 個月。
相關規定，乃以法律改革委員會的報告為基礎，於 1994 年加入《刑事訴訟程序條例》。根據法改會報告，保釋聆訊往往提及控罪的嚴重性、證據是否有力、被告的品格和案底等，若潛在陪審員從傳媒得悉相關資料，或會對被告形成偏見，損害被告受公平審訊的權利。同時，傳媒報導往往煽情而不準確，亦可能側重於控方論點或有成見的陳述，加上被告即使被判無罪，但名譽有機會因已公開的資料受損，故建議修例禁止傳媒報導。
但同一時間，報告亦指出，公開審訊是法制不可或缺的一環——司法公正必須讓人看得見，法庭要准許市民和傳媒旁聽，透過公眾監察確保司法程序公正無私、處理恰當。因此，為平衡兩方考慮，報告建議施加現時 9P 的限制，只准報導基本資料，但同時保留公開性的需要，若法庭為了社會公正，可酌情允許傳媒報導。
至於《裁判官條例》第 87A 條「對報導交付審判程序的限制」（下稱 87A），則是針對將案件由裁判法院交付至高等法院進行審訊或判刑的程序。87A 規定，任何人不得報導交付程序中，除被告姓名、裁判官和律師姓名、被控罪行或摘要，及裁判官將被控人交付或沒有交付審訊的任何決定以外的內容，違者可罰款 1 萬元及監禁 6 個月。
不過，當有被告提出申請，裁判官便「須」下令解除報導限制。而任何人如在初級偵訊中沒有律師代表，裁判官亦須向被告解釋報導限制，及通知他可向法庭申請解除限制的權利。
條例亦列明，當裁判官不將被告交付審訊，或交付審訊後審訊完結，則可發放交付程序的報導。
87A 的條文早於 1971 年通過，翻查立法局會議紀錄，時任署任律政司曾解釋，87A 旨在防止潛在陪審員因交付程序的資訊，而對被告產生偏見。不過律政司亦表示，有時報導或對被告有利，因與案有關的證人或因看到案件的報導而協助法庭。因此，條例賦予被告權利要求裁判官解除限制，而控方並不享有同樣的權利。
2021年5月31日，部分被告離開荔枝角收押所上庭
批或不批，考慮什麼？
要放寬或維持報導限制，眾說紛紜。本文訪問了港大法律學院副院長楊艾文（Simon Young）、法律團體「法夢」成員腸（化名）、資深大律師湯家驊及大律師蕭志文，旨在從多個角度，探討 9P 和 87A 的問題。
9P：審訊公正 VS 司法公開？
原則上，維持報導限制最強的理據，一如法改會報告所言，就是被告公平審訊的權利。楊艾文解釋，保釋聆訊往往包含對被告構成偏見的資訊和不可呈堂的證據，若案件由陪審團審理，審前公開該些資料，或令陪審員對被告先入為主，造成審訊不公。
而天秤的另一邊，亦如法改會報告所言，是司法公開／公開審訊（open justice）原則。「法夢」腸表示，接受公開審訊是被告的權利〔註一〕，而公開審訊之所以重要，是因為控方往往會在保釋程序中，以一些正審未必能呈堂的材料作為反對保釋的理據，將聆訊公開就能起制衡（discipline）作用，透過公眾的監察和評斷使控方自我克制，不會濫權或抹黑被告，亦能監察法官。
雖然現時保釋聆訊均為公開聆訊，但腸強調，傳媒報導是公開審訊的必要元素，因為單單在場的數十人能旁聽，算不上真正意義的公開。正如時任英國最高法院法官、現任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岑耀信勳爵形容，對無法親身到庭聽審的市民來説，傳媒是他們的「眼睛和耳朵（eyes and ears of a wider public）」，腸認為相比一般公眾，記者報導公開審訊的權利更形重要。〔註二〕
港大法律學院副院長楊艾文
87A：責任 VS 酌情權
87A 的立法原意雖與 9P 類同，但條文列明被告申請後，裁判官便「須」解除報導限制。到底被告提出申請後，裁判官是否必須解除限制？
腸認為，條例下解除報導限制的機制並非「酌情權」，而是「責任」，當有被告申請，裁判官「冇一個酌情權唔公開」，亦是以往案例做法。他又指，交付程序一般對被告利益影響較細，再加上涉及傳媒報導的權利、被告受公開審訊的憲法權利，若有被告申請，法庭就更應考慮這些因素准許報導。
不過，蕭志文則認為，「須」在法例上有解讀空間，加上法庭任何時候都要考慮程序公義，即使條文沒有明說，但若有機會影響到司法公正，法庭都不一定會批准。
楊艾文亦提出，條文列明裁判官須按被告申請解除報導限制，只是就限制起抵消（neutralise）作用，屬酌情權。法庭仍要權衡各種因素才決定是否解除報導，亦有權為了保障公平審訊而暫時禁止報導。〔註三〕
楊艾文曾代表國際刑警通緝犯文子星（Ramanjit Singh）處理引渡回印度受審的案件，該聆訊屬交付審判程序，他申請解除 87A 獲批。他解釋，當時控辯雙方及傳媒均望解除報導限制，加上被告不會在香港受審，印度亦沒有陪審團審訊，解除報導的影響極輕微才獲批。
大律師蕭志文
在初選 47 人案的語境下⋯⋯
如上所說，維持或解除 9P 限制的原則明確，但落實至《國安法》及 47 人案的語境，則產生了不少爭議。
爭議首先在四日四夜保釋聆訊期間展開。當時有記者聯合申請放寬 9P，辯方律師亦要求法庭為了「社會公正」容許報導部分內容，不少被告也表明願意放棄 9P 對他們的保障。但最終，國安法指定法官蘇惠德以「保障被告人利益及日後審訊的公正性」為由，拒絕放寛限制。
其後，何桂藍分別於高等法院及裁判法院申請保釋，惟申請解除 9P 不果後，即撤回保釋申請。其中法官杜麗冰拒絕放寬報導的原因，就是保護法庭程序公正。
何桂藍事後發文，指何謂「危害國安」關乎重大公眾利益，惟法庭現時猶如閉門造車，法官的裁斷不受公眾監察、毋須向公眾交代，公眾亦因無從得知違法界線而陷入恐懼。她表示唯有公開報導才能保障她的利益，又指「真正損害我利益的不是傳媒報道，而是漠視不公的司法程序」。
關於9P，不少人最大的疑問大概是：假若被告不介意報導，甚至甘願放棄 9P 對他們的保障，法庭有何理由維持報導限制？
如果被告不介意？
腸表示，英國高院曾裁定，在決定被告會否被剝奪人身自由的保釋聆訊中，接受公開聆訊屬被告的權利；而若被告要求公開聆訊，除極端情況外，法庭都應批准。〔註四〕
他強調，如被告得到清晰資訊後作出知情的（informed）決定，望放棄法例賦予他的保障，透過公開聆訊去監察或制衡控方行為，「呢個係佢嘅權利，法律上係應該要比佢咁做」，絕不能由法官「越俎代庖」稱為保障被告利益而不批准報導。
不過，楊艾文則認為，9P 不僅保障被告利益，亦是保障公平審訊，而這同時涵蓋被告、受害人、和社會整體利益，而確保司法程序公正，往往對被告最有利。蕭志文亦指，即使被告自願放棄權利，但法庭仍然會考慮整體司法程序公正，如有可能影響公平審訊仍不會予以報導。
如果不會「影響陪審團」？
另一個爭議，是會否對陪審團造成影響。《國安法》第 46 條規定，律政司可基於保護國家機密等原因指示審訊不設陪審團，並如早前唐英傑案般，改由3名指定法官處理。9P 的立法精神是避免陪審員受偏見影響，但法官受過專業訓練，應能排除不公平的資訊。若案件不設陪審團，又會否仍有審訊不公之憂？
楊艾文認為，即使法官而非陪審團處理案件對公平審訊的影響較小，但「法官也只是人」，對案件知道得越少，對被告、司法制度及公平審訊就越有利。故此一般而言，任何正審前的報導都是不好的，因這令尋找對案件不熟悉的陪審員或法官更困難。
蕭志文也指，「始終呢樣嘢冇出現過，總比出現咗而（法官）提醒自己唔好考慮為佳」，加上公平審訊是廣泛而基本的權利，法官很少會運用權力解除報導限制。
腸同意，假若被告在審訊前被輿論公審，難免令人質疑法官可能不自覺受影響，從而影響公平審訊。但他也強調，47 人案的被告正正想公開報導，故沒有這個憂慮。
報導可了解如何守《國安法》？
有人亦提出，《國安法》是全新的法律，有必要透過報導令市民了解如何守法，加上初選早被廣泛報導，對審訊影響不大。
蕭志文指出，初選案的詳情如票站、各被告行為，早已被傳媒「鋪天蓋地」報導，為大眾所知悉及討論，容許報導似乎對審訊公正沒有實質影響；而初選案涉及全新的《國安法》，沒有案例，市民或難以清楚知道規範而誤墮法網，控辯雙方在聆訊期間的討論，可讓市民理解法律內容。
不過，楊艾文則認為，即使初選已被廣泛報導，但控方或曾在庭上提及被告獲釋可能造成風險的證據，這些未必能呈堂的資料，均會對被告構成偏見。
至於了解如何守法的問題，湯家驊指，保釋申請只屬技術上的問題，與被告有否犯罪無直接關係，最終仍需經審訊才能決定他們是否違法。若申請保釋期間已流出相關資訊，對沒有受過法律訓練的人來說，或對法例產生錯誤理解，亦無助他們理解如何守法。
資深大律師湯家驊（資料圖片）
審訊公正與司法公開之間
或者一連串爭議更根本的問題，是當審訊公正和司法公開原則似是有衝突時，到底如何衡量和取捨？
法夢腸：不應一刀切禁報導、法官對條文理解過分狹窄
腸認為，一般情況下，被告享有公平審訊的原則的確重要，但在 47 人案的語境下，當有被告主動提出希望公開，則法庭明顯應偏向容許傳媒報導。
他強調，9P 的立法精神，從來都不是要大幅增加法庭禁止傳媒報導的權力、「一刀切」禁止所有報導。據法改會報告，當時保釋程序一般在公開法庭處理，只有少部分因會對被告造成偏見才改為內庭處理，不准傳媒報導，但考慮到法官擔心有干預新聞自由之嫌不願主動禁止報導，法改會遂建議在法例先設立報導限制，再由法官行使酌情權准許報導，「便不大會帶來不良的宣揚」。
腸認為，現時條文表明，法庭為了「社會公正有所需要」便可解除報導限制，法官便須每宗案件獨立考慮，盡量維護憲法權利和人權。惟他指，現時法庭似乎「過分狹窄」地理解9P，往往「公式化」地稱為了審訊公正的需要而禁止報導。
他強調普通法的原則，是應預設公開審訊，除非有特別原因才閉門審訊，「而唔係調返轉先閉門審訊，再提出原因去說服法官要公開審訊」，而一個尊重新聞自由的社會亦不應預先設限禁止報導，而應將判斷交予傳媒。
楊艾文：法庭已盡量平衡兩者、尚有報導空間
不過，楊艾文則認為，審訊公正和司法公開原則不必然矛盾，法庭亦會嘗試尋找兩者平衡。他指，「司法公開」概念廣闊，傳媒報導只是其中一個元素，更重要的是，9P 不是要完全禁止傳媒報導，只是延後發佈——當公開報導對公平審訊不再構成任何風險，「公眾知情權將會被滿足」。〔註五〕
楊艾文亦同意，9P 的精神不是「一刀切」禁止報導，並指條文內寫明法庭可為「社會公正」准許報導，正正容許法官公平地考慮每個個案，既尊重公眾對保釋聆訊的基本知情權，亦保障被告獲公平審訊，兩者達致平衡。
他又舉例，當涉及重大法律議題，如唐英傑向高等法院申請保釋遭拒，法官李運騰亦頒下判詞解釋《國安法》下的保釋問題，只是略去拒絕擔保的原因；在黎智英的保釋覆核，法官彭寶琴亦考慮到社會公正而頒下判詞，稱評估過該些內容不會對被告構成偏見，正顯示《國安法》下存在報導的空間。
湯家驊：涉國安及案情 不准報導屬合理
湯家驊表示，原則上希望所有審訊都可公開披露，惟當保釋聆訊涉及案情，影響被告受公平審訊的原則，亦可能引致人對法官施壓及危害國家安全等，不准予以報導屬合理。
蕭志文：案件受市民關注或可寬鬆處理
蕭志文則表示，公開審訊原則意謂法庭聆訊需開放予公眾、讓人看到程序公義，但並非廣闊至「全部市民都有權知道所有內容」。不過，他也認為像 47 人四日四夜聆訊中，有多名市民未能入庭旁聽是不理想，而此案有許多市民關心、涉及關鍵的內容，裁判官考慮是否准許報導，或可採取較寬鬆的態度。
公眾疑慮
初選案至今一年，不少被告申請保釋遭拒，一度獲准保釋的鄒家成和余慧明，早前亦相繼因違反保釋條件而遭撤銷擔保。不過，他們如何違反保釋條件、裁判官為何信納控方指控並撤銷擔保，凡此種種，當然也受 9P 所限，不為沒有到庭旁聽的公眾知曉。
大部分受訪者均指出，《國安法》下限制傳媒報導，即使背後有理據，亦難免令市民有疑慮甚至揣測，倡當局盡量解釋清楚。
蕭志文指，雖然不准報導或有基礎，但法庭欠充分解釋，不排除會讓部分市民擔心，是否當局「有嘢唔畀人知、唔鍾意就唔畀報」。腸也指出，現時不容許報導，難免有「未審先判」之嫌，或令市民揣測法官與政府立場一致。即使法庭有理據不予保釋，但客觀而言各人「未審先囚」逾一年，亦會令市民懷疑法庭是否「存心不良」。
被告現時在高院申請保釋後，法官杜麗冰均會頒下書面判詞，但腸強調，公開審訊的要求不止於此，而且判詞簡短而公式化，法官列舉雙方論據後便直接下結論，分析欠奉，對公眾理解箇中原因幫助不大。
認為維持報導限制屬合理的湯家驊，亦指法官作出決定時可盡量解釋清楚，「就算傳媒唔可以報，最低限度會明白點解有呢個決定」，亦要考慮市民對司法體系的觀感。他強調，出發點是維護司法公正，若因解釋不充分而令市民認為有偏頗或不公正，長遠而言會對司法系統產生不尊重和不信任，有違法治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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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 87A 和 9P 條的限制是否合理？法官的決定是一刀切抑或平衡各方利益的結果？審訊公正是否凌駕被告意願和公眾利益？在法官決定未受任何司法覆核挑戰下，或許我們只能從各種法律原則和理據，組織自己的想法。
不過更多人關注的，可能是《國安法》第 41 條列明「涉及國家秘密、公共秩序等情形」，便可進行「閉門審訊」。47 人案至今一年，仍未交付至高等法院，審期無期。「閉門審訊」，到底離我們有多遠？
楊艾文覺得，只有當控方依賴高度敏感和機密的文件時，才會有閉門審訊。他明言，閉門審訊只會令公眾對香港法治狀況作出揣測，「但我相信當局致力展示《國安法》是一條符合公平公開審訊原則、具正當性的法律。」
要揭曉是公開抑或閉門審訊，尚有很長一段時間。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審訊結束那日，這年來的保釋聆訊、交付程序均可以再次見光。不過到時尚有多少記者？又有多少人仍關注？這些問題，大概沒有人可以解答。
‧ 註一：《香港人權法案》第 10 條「在法院前平等及接受公正公開審問的權利」，列明「任何人受刑事控告或因其權利義務涉訟須予判定時，應有權受獨立無私之法定管轄法庭公正公開審問」。
‧ 註二：腸指，《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 122 條表明法官有權不准公眾人士入庭聽審，但傳媒則不在此限，更說明普通法精神下，一般原則都是不可干預傳媒運作。
時任首席按察司羅弼時（Roberts, C.J.）亦曾指出，公開審訊的重要原因，是要容讓傳媒自由報導及評論，並藉以監督及規範法院以至法官。
‧ 註三：《香港人權法案》第 10 條賦予法庭為保障審訊公正而暫時禁止報導任何法庭程序的權力（HKSAR v Wu Wing Kit [2016] 3 HKLRD 386, para 70） ，惟條文亦列明禁止公開應屬「絕對必要之限度」。
‧ 註四：英國法例除涉及未成年人的法律程序外，並無相應於 9P 限制的條文。
‧ 註五：楊艾文指，雖然 9P 不如 87A，列明報導限制在正審完結後會自動解除，但法庭禁止報導的基礎（例如影響陪審員觀感等）在審訊完結後亦應不再存在，故他相信審結後亦能發佈 9P 以外的內容。
記者：黃蕊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