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媒報導】前年3月8日晚，市民於大埔超級城悼念周梓樂期間，有時任區議員被指尾隨及指罵便衣警，5人被控非法集結罪，包括攝影師蔡健瑜。經審訊後，主任裁判官蘇文隆裁定他罪成囚3個月，他獲准保釋候上訴。高院法官黃崇厚今（17日）裁定蔡上訴得直，定罪獲撤銷，當庭釋放。黃官指，蔡的行為雖然自招嫌疑，但他只是在旁拍攝，無不當行為，亦無證據顯示與其他人有交談，故控方未能在毫無合理疑點下證明犯罪。
上訴方：社會不會認為記者的拍攝行為屬挑撥性
上訴方提出的3項理據為，原審主任裁判官蘇文隆錯誤裁定上訴人的行為屬侮辱或挑撥性行為，其裁定有悖常理；另外他錯誤裁定上訴人具有參與非法集結罪所須的意圖，以及上訴人的定罪不安全穩妥。
上訴方解釋，控方不能排除上訴人當時是想拍下其餘四人的行為。他又指，主任裁判官過份著重上訴人的身份是否記者，而忽略判斷行為是否有正當理由，而香港的社會標準不會認為記者的拍攝行為屬侮辱性或挑撥性。
另外，上訴方指，主任裁判官認為上訴人不停近距離對焦便衣警，便是針對他及阻撓其去路，但這與證據不符，因上訴人同時有拍攝其他人的行為，並非針對便衣警。
官：若以記者身分行事，正當採訪難有鼓勵之用
法官黃崇厚認為，本案未有證據證明上訴人以記者身分行事。他指記者的拍攝並非必定不會構成挑撥的行為的，不過在考慮時必須顧及新聞自由是基本法保障的權利、記者職責所在、行為是否關乎公眾利益等因素，只從行為本身來考量可能不夠全面周詳。
第二，記者在場拍攝是否有鼓勵之效，視乎證據顯示的整體情況，一般而言，正當的採訪難稱有這效用，事實上，不少新聞片段成為了針對非法行事的人的呈堂證據。第三，是記者有否參與非法集結的意圖，如果記者是真誠地履行職責的話，除非另有充份證據支持，否則應該難以肯定他有參與非法集結的意圖。黃官認為，主任裁判官有權裁定上訴人的行為屬挑撥，這裁斷並非有悖常理，不是理應干預甚或推翻的。
上訴方：上訴人只是旁觀者、沒有與其他被告交談
上訴方又指，當時上訴人的行為與其餘四被告截然不同，四人纏繞及辱罵便衣警，而上訴人只是在旁拍攝，沒有作出促使、協助或鼓勵的行為。片中可見，上訴人並非參與者，當其他人繼續纏繞便衣警時，上訴人曾後退，沒有一起前進。
他認為，主任裁判官忽略了上訴人從來沒有與其他被告對話或交流，亦無證據顯示上訴人與其他被告達成任何協議或默契，作出訂明行為。上訴方強調，上訴人與其他被告的行為根本沒有關連，不應被視為一夥，他只是一名旁觀者，沒有就事件作任何評論或描述。
為答辯方的律政司則指，上訴人兩度近距離拍攝便衣警，與其他人一起擋着其去路，目的同樣是威嚇和挑撥便衣警。律政司又強調，當時其他被告不斷呼叫便衣警名字，顯露其警察身份，是「起底」行為。上訴人追着對方拍攝，目的是記錄其身份樣貌，協助及鼓勵其他被告的「起底」行為，亦增加威嚇、挑撥及侮辱的效果。
官：對於上訴人與其他被告有共識有保留
黃官同意主任裁判官指，上訴人的行為確實促使或鼓勵了其他被告做出訂明行為，但需探究他是否有此意圖。主任裁判官裁定上訴人有此意圖，認為他和第四被告文念志有共識，知道文會以強光傷害警員，上訴人斷不會將有關文罪證的片段交出，文才容許上訴人拍攝。惟黃官對於情況是否足以斷定二人有共識，仍有保留，且認為並非證據支持的唯一合理推論。
黃官又指，上訴人同時攝錄其他人的行為和說話，他起碼記錄了文的罪證，故不會考慮上訴人是針對便衣警。雖然上訴人確曾有在人群前面橫越，不過是保持著距離，雖有阻撓之嫌，但實際上便衣警可一直向前走，無需要停下或轉向。
官：上訴人無其他不當行為，亦沒有與被告交談
黃官最後指，上訴人只是拍攝，沒有說話，也沒有其他不當的行為舉措，其衣著沒有顯示與其他三人有著關連，亦無證據顯示他與其他被告有所交談。另外，當時有旁觀者對警員作出負面反應，但不見上訴人有言語反應。
黃官不認為控方證據足以證明上訴人具意圖下參與非法集結，故定罪裁決並不穩固。但他補充，上訴人容許自己置身於一個相當令人懷疑的境況，他認為上訴人當時有意圖參與是證據支持的合理推論，而且是相當可能有所須意圖，只是因為證據未達刑事案件所要求的舉證標準。
上訴方向法庭申請訟費，法官要求他於3月24日前向法庭呈交書面陳詞。
本案另外4名被告中，只有時任區議員連桷璋獲判無罪，時任區議員姚鈞豪罪成判囚3個月。至於時任議員助理蘇揚浚及時任區議員文念志則認罪，判囚3個月。
案件編號：HCMA421/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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