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刻間,自然力量即能將人視為至重要,但卻又視為理所當然,的一切帶走。可是在那一刻之前,沒人能說得準誰在下一刻將不再生,因為在那一刻之前,存在的只是一串不同類型的風險。而這種種風險,在此一刻也存在於處於唐山以至其他地方的人身上。須知道,令人身死的並非地震本身,而是地震所觸發的藏於那時那地那人的風險因素。之所以,風災發生在美國會令千人死亡,發生在緬甸卻令十多萬人死。這是由於不同時處的人承擔著不同類型及份量的風險,可是其中絕大多數的風險皆非人生而有之(也許除了遺傳外),而是受社會機制所分配及為他人所轉移到個人身上的。
簡言之,造成千人死抑或十多萬人死的差別的是風險之轉移。這也是本文的聚焦。
首先須承認的是,要窮盡所有風險因素是不可能的,因始終每一個受難者的風險因素組合也是不盡相同的,惟我們仍能針對各大風險類別探討之。
在此,請回答以下問題:在什麼情況下,此次地震的死亡人數會是五千人以下而非五萬人以上?
答案大抵在於以下情況:
第一種情況是可靠的預警及通報機制。
第二是堅固的建築。
第三是妥善的應變措施和訓練。
其中,地震預警基本上是一個科學認知上的問題,所以今次的探討重點應在於後兩點上。而此二點也與風險轉移有莫大關係。
首先請問:地震來臨時,你情願身處一樓房抑或一帳幕呢?答案當然是帳幕,但為何我們不長居於帳幕呢?
一大原因是房宅可抵風雨及阻擋蛇蟲鼠蟻之侵入,即區隔風雨及蟲議的功能也。其他如穩定室溫變化、減低火險等功能,皆是處理種種風險的手段。換言之,一間房屋,以至任何人為事物,皆可視為一個處理一系列風險的機制之組合。事實上,人對居所的種種要求皆可被詮釋為人對居住所涉及的各種風險的要求。即使說你要求所住的大廈要有華麗的大堂,這看似無關風險的要求其實代表你恐怕被別人看不起的風險的一個對應手段。 (話雖如此,但這不代表凡被感知的風險皆值得人費時力去對應。例如,於西北歐人士看來,對華麗大堂的追求,卻是一種缺乏品味和涵養的表現。)
不難看出,風險觀是有異於主流的如凡事講求量化、流於機械式的觀念,但此等世界觀實不足以助人理解主導事物變化之因由/因緣。
由是,導至四川重大傷亡的因緣或風險因素是什麼?
當然,大家都知的理由是建築物不符合抗震規格。但關鍵實在於這明確要求因何未能達至。
至於原因,其大路解釋是因為(一)經濟落後,(二)有關規格沒能貫徹執行等。只是此等解釋頗流於空泛矣,即缺乏指導作用。
但若就風險角度而言,風險主要是循時空維度及政治經濟這兩大場域中轉移的。
時間:當人每天皆須長時間工作以謀生計時,他們當然再沒什麼時間精神去管其他,即使那是關乎他及他家人安危的大事。而時間無疑是促伐社會改變的一必須條件。例如近日有論者提及應將民間力量好好組織起來,但當大部份人皆要日花十一、二小時於揾食時,又怎再有空助己助人呢?
而另一種剝削時間的手段則以訊息為工具,其法大抵有三:
其一,就是以大量訊息轟炸人,以分散、轉移注意力,(我應指出,除了日益泛濫的廣告和各式瑣碎化的訊息外,PSP等遊戲機也實質上起此作用。)
其二,是將訊息虛偽化(misinform, misdirect),即製造令人感覺矛盾的訊息,以使人窮於分辨真偽,
三,是訉息封阻,以令人至少須多費時力以取得所需資訊。 (In a sense, information flow is actually a measure of time.)
這些技倆其實已為那些“專業”的宣傳/公關人員所知曉,而他們背後且有強大的政金資源上支持,所以大家更須團結,並保持警揚。
空間:首先,以下其實只是一個基本的要求/權益,就是‘每一國民都應有一安身之所’。一人若生在幅員十三億畝的國土上,身為十三億人口之一員,那麼取得等同一畝地的權益其實是他應得的。他不須復不應為某地產商白幹十年活方可掙回那幾百尺的棲身之所。 (因他的十年勞力,就足以將不下十個同等大小的單位建造出來了,且說再以又一年勞務來換取建築物料,那麼餘下的八年或十分之八勞務的差距,實際是剝削也。)這其實是一個很顯淺並合情合理的道理,可是現今社會中很多人已被洗腦,以至竟視此為怪論。 (當然,我明白什麼是私有產權制的,這包括其利及其弊二面。)
再從另一角度言之,人總得處身於某特定空間,但人的活動範圍卻是有限制的。大家試設想自己是居於四川眾山城中之一員罷,你將能意識到,你在某程度上是不由自主地常處身於有危險的建築空間中,視乎你的背境而定。這些就是風險轉移的後果。由此可見,剝削除了是直接的剝奪外,更常見的是間接的風險轉嫁。 (環境污染即另一常見的間接剝削例子。)
另外須指出的是,不少人心底存在一種成見,就是中國等發展中國家,一旦發生大型天災,則傷亡慘重是正常的。當然,我們雖未必會天真到宣之於口,但我們確咁諗。但這是必然的嗎?一個國家真的要到財雄勢大時,方能保障到國民的生命安全嗎?可是那些國家之財雄勢大,不正是建立在對其他後進國家的剝削上嗎?
不過,一座穩固的房屋又何需千萬金元來打造!
基本的事實是扭曲的社會政經制度令風險及資源分配變得畸型甚至懸殊,之所以極少數人能居於九級地震都震不爛的巨宅內,但大多數人卻得活於危牆之下。所以那些傳媒打手、學棍們,不要再拿什麼新古典經濟理論、什麼這是預計不到的(下刪三千字)來愚弄人了,不要跟我說,你跟那些已埋於瓦礫下的死者和他們的親人說罷!
在此先來個中段小結。
時間及空間是風險轉移之兩大維度。惟風險之實際轉移須經種種互動過程來實現。在此,這些互動過程可大致歸納為兩大類,即政治遊戲及經濟遊戲。 (我以遊戲稱之,是出於兩大原因,第一,它們在本質上皆遊戲,所以其(遊戲)制度與規則皆可由人訂及由人改,而非什麼物理定律。第二,人其實是從遊戲中學懂怎互動的,只是不少人已遺忘了此本源,所以我們有需要返本求源,以重新把握這些實質是遊戲的指導力量。)
政治:大家也許知道,中國人民,包括四川人,是受戶籍制度限制。換言之,這是對人民行動及遷移自由的限制。至於人民的政治權益及自由不足就更不在話下。前者促成了山城之人口密集(但現已證明是不當的),後者因政治參與權利被剝奪而未能有效監察及防止豆腐渣工程之出現及貪腐官僚之持續當權。兼且,大家請勿看漏以下一點:大家知道那些有或沒有倒下來的建築是誰親手建造的?明顯地,大抵是當地的工人。他們雖未必知那是否符合抗震標準,但何者落足料、何者偷工減料,他們是有眼見的!但知又點?他們又怎能糾正此等錯失?甚至他們仍惟有讓他們的子女進去上學,因為他們沒有其他選擇!
你,能想像到他們現在的心情嗎?!
所以,他們對豆腐渣工程的指控值得重視嗎?
你,若是他們之一員,你會就此算數嗎?!
經濟:現在中國的經濟遊戲制度無疑是扭曲的,由是令資源分配失當甚至懸殊,以至即使基本如生命安危也不能得到保障。
這些政治及經濟上之缺失既互為因果,復相長強化,所以難以否定的結論是今次災禍中有不少人命傷亡本來是可挽回的。
雖說抗震建築的建造成本會較高,但也不應超乎普通家庭的可負擔水平,否則政府亦有義務提供此基本保障,例如以補貼填充該差額。可是,處於政治弱勢的平民,又怎能爭取到這本來是他們應得的權益呢?由此可見,選票也如鈔票般,都是一種力量。而權力懸殊正是剝削之一大根由。
若以風險轉移的角度言之,即使在相對微觀的市場運作層面,剝削亦大抵是藉三大途徑/方式實現:
(一)市場之進入及離開成本(Market entry and exit costs)
(二)巿場運作的遊戲現則之公正度
(三)市場參與者所須之資源及訊息自由流通度
(以上三式,上至國際間博奕遊戲,下至坊間球賽,皆適用。)
而此中的關鍵詞即“對等自由”。正如在一場球賽中,若自由(權)只屬於其中一方,則這場比賽就巳稱不上是公平的。但現今的主流經濟論述卻鼓吹片面的所謂自由至大化,實質是將劣質的、片面的自由,在數量上至大化。風險由是加劇傾斜向弱勢一方矣。
地震確已發生了,傷亡巳造成了。但我們總不應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而須從根本解決。世事總是一因多果乎一果多因,本文的主旨正是從一向為人所忽視的風險轉移角度出發,更有效地釐清現實中之因果關係。如你我不明實際發生什麼事(What Actually Happen, or WAH in short),我們又怎可能真正解決問題?
真正解決問題的方法,真正能避免歷史一再地重演的方法,就必須切切實實地改革這些扭曲的遊戲制度及剝削性規則,就是從時間從空間從政治及經濟遊戲中爭取與創造公正的對等自由。一個對等自由的政經遊戲制度方能根治剝削、化解形形式式但同樣有害的政經壟斷又或寡頭壟斷,從而真正體現市場的運作效益(根據有關估計,此等壟斷/寡頭壟斷竟削弱了經濟總效益達50%),令資源及風險分配更公正,進而優化資源運用。
但在此之前,我們須有系統地,從風險觀點審視那種種制度和遊戲規則,因事實已證明了舊有觀念之不足不善處。風險觀則能有效地掌握實際情況,進而取得今後團結合作所須之共識。
我敢說,未來總是人玩出來的。要玩出一新遊戲來也許不易(令我想起阿郎的故事添),但也不比継續玩現在這個日益腐敗的剝削性遊戲來得難。至起碼,我們能玩得心安理得些。兼且,全球暖化漸次但不可轉移之日益惡化,勢必於可見將來(應在十年內)迫使人類社會不得不大幅改變其操作模式。至於你視此為危抑機,為半滿抑或半空的水,就由你。總之你若生於一百年前,即使你想玩這革新遊戲都冇得你玩,但現在則不由你不玩。
你可選擇與天為敵,或以天為你後盾。我但知,古往今來,凡與天為敵者,終必敗亡,從無例外。
你聽到嗎?那一天四川響起的是警世鈡,他們的犠牲絕不應是白費的,絕不!
鈡聲為誰而響(For Whom the Bell To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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