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九年，麻木地看著電視新聞，從四月開始，到六月四日，每天重複地看著一些哥哥姐姐叔叔嬸嬸在吶喊，那時模糊地知道他們在追求民主自由，反對貪污腐敗。
那時我沒有留過一滴眼淚，我一度是個不會哭的人，因為認為流淚是最不能解決問題的動作，極端的功利主義教我不要哭，只要做，不做只哭，是白哭，對身體不好，划不來。
我甚至沒有參加一百萬人的大遊行，不但沒有去，而且在冷笑，那時我還不明白在殖民地遊行，對北京政府可以有怎樣的影響，我在冷笑那些出來慷慨激昂的人，在絕對安全，港英政府認可的情況之下，出來叫喊，領頭，那種行為並不需要勇氣，也不會有效果，只能出出風頭。
所以，就在大遊行當天，幼嫩的我悄悄地立下了一個願：九七回歸之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土地上，我才會開始掉念六四，因為那時候的掉念，才會真正地給政府壓力，讓死去的青年人得到平反；如果九七之後沒有人領頭，那就讓我來吧，只有生命才可以呼喚生命，只有肯付出代價，才是真正的激情。
隨著年月的流逝，思維已發生了不少的變化，但是，九七之後會開始掉念六四的心願，一直堅持著。
一九九七年六月四日，日子近了，我第一次參加六四集會，第一次因為六四事件而落淚，也再一次思考要做些什麼，才是真正的有意義的掉念。
其後每年，我都會去維園，但至今仍沒有一次坐在球場內點蠟燭，我得承認，我是個比較怪的人，不是很喜歡做所有人都在做的事，但是，在維園內，我不坐在球場，並不單是因為不想成為支聯會的群眾或成為羊群，而是為了要找一個更能發揮的位置，做一些更有效的事。
於是，其後每年，我都在六四不同的攤位上幫忙賣書，因為我相信，真正的意識，來自思考，真正的掉念，來自當下的實踐。
六四於我，並不只是一場屠殺，這場由學生帶頭發起的社會運動，要求的是民主中國；民主中國並不只，也不能是一個口號，魏京生說：「民主不是賦予的」，然而，民主也不能只是一個政治制度，制度不會是萬能的，需要各樣的配合，也需要人民的意識建立，才可以是一個有效的制度。
對於強大的國家機器，無權無勇的平民百姓，暫時是無力的，但是，平民百姓仍然可以不斷地累積能量，民間可以建立地區的組織，政策研究小組，工會，行會，次文化等，在民主制度未來臨之前，先建立一個強大的民間社會，建立民間議政之風，為民主制度的來臨，做前期準備，亦只有這樣，民間才能力累積爭取民主政制的力量。
然而，當然北京的人民是因為看到底基社會的苦難才會揭杆而起的，民主制度也不一定能解決基層問題，在這個貧富已經極端懸殊的世道，層基組織顯得尤為重要，參考一些已經實行民主政制的國家，貧窮問題並未能就此解決，民主的政制，可以提供基層發聲的機會，然而不能保証基層的聲音可以變得有力，基層人民如何在眾多社會利益群體包圍之下發聲，不管在什麼制度之下，仍然是一個極大的難題，也因為這樣，我後來參加了基層組織工作。
一代勇敢的人，鮮血流盡，然後一代的其它人，對他們掉念，在淚流乾之後，繼續無聲地沉默，於是死者換來的，只有鮮花和祭文。
我不相信，當年身冒彈石，走在社會最前線的死難者，為的是今日的哀悼，所以，掉念六四，該行動於當下，希望明天見到的掉念者，也不只是在場中或場邊默默地流淚，而是可以發揮能動性，延續先行者為民請命的精神，亦為此，今日我寫下了這樣的一篇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