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怎樣擒住宗教
斯拉沃熱 齊澤克
關於《藏傳佛教活佛轉世管理辦法》的法律，即是國家宗教事務局的第五號局令，讓西方自由主義媒體打了個哈哈。「為了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尊重藏傳活佛傳承繼位方式，規範活佛轉世事務管理」，其本上就是禁止了佛教僧侶沒有經過政府批准死過翻生：沒有中國境外的人可以形響輪迴的過程；只有中國境內的寺廟可以申請批文。
在我們激烈憤慨中國共產黨的極權主義，連人民死後的生活都想去管之前，我們應該記得歐洲的歷史上也不是沒有發生過同類的事件。1555年簽訂的奧格斯保和約（Peace of Augsburg），是邁向威斯特伐利亞和約（Peace of Westphalia）的第一步，結束了三十年戰爭。裡面提出了「教隨國立」的原則。目的在於停止德意志的天主教和路德會之間的紛爭，但它也意味著當新的統治者信仰另一個宗教時，大量的人就要改變信仰。這成了現代歐洲促成宗教包容的第一次建制大改動裡面，內裡包含著一個和第五號局令同類的矛盾：你的信仰，屬於你最深層的靈性經驗，被俗權領導人的興致所掌握。
相對於傳統的認知，中國政府並非反對宗教的。他明文指出所關心的是社會「和偕」——關於宗教的政治層面。為了拘束資本主義爆發性發展所做成的社會分化，官員現在高頌維繫社會穩定的宗教，從佛教到儒教等等——正是那些文化大革命裡面被狙擊的意識形態。上年，葉小文（中國最高的宗教事務官員）告訴新華社（中國的官方新聞社）「宗教是中國國力的重要來源」，他又特別點出佛教「促進和偕社會的獨特角色」。
令中國權貴們傷腦根的，乃是像法輪功那些堅持獨立於國家管理的宗教派別。同理，有個關於藏傳佛教的事實是西方熱衷者想權宜地忘掉的：政教合一是西藏的傳統政治結構，以達賴喇嘛為中心。他結合神權和俗權——所以當我們談到達賴轉世時，即是正在談論選擇國家元首的問題。所以聽到民主的擁護者批評中國逼害達賴喇麻的跟隨者時讓人覺得很奇怪——如果有非民主地推選出來的領袖，就正是達賴。
近年，中國改變了西藏的策略：除了軍事的壓迫外，還增加了種族和經濟上的殖民。拉薩變成了俱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美國西部，有卡拉OK吧和類迪士尼的佛教主題公園。
長話短說，媒體裡面中國士兵脅迫佛教僧侶的畫面，隱藏了一個更有效率的美式社會經濟轉型：一兩個年代之後，西藏人的地位就會被退縮到美洲原居民一樣。北京終於學會了一課：祕密警察與集中營的暴虐力量、紅衛兵四出倒毀古代遺跡，和資本主義沖蝕所有傳統社會關係的力量比起來，又算甚麼呢？
若果我們只是嘲笑一個無神論的權勢，想去規範一些在他眼中根本不存在的東西，那就太簡單了。不過，我們又相信嗎？2001年塔利班在阿富汗破壞了巴米安大佛，很多西方人義憤填膺——但他們當中有多少真的相信佛的神聖？更確切地說，我們感到憤怒是因為塔利班沒有對國家的「文化遺產」表現出恰當的尊重。與我們這些落入世故的人不同，他們真的相信自己的宗教，所以對其他宗教遺跡的文化價值沒有加以專重。
對西方來說重要的議題不是菩薩和喇嘛，而是談及「文化」的時候，我們究竟是甚麼意思。人類的所有科學都正在轉變成文化研究的分枝。當然同時間西方有很多宗教信仰者，尤其在美國，大量的社會精英會跟隨（部份的）宗教儀式和傳統風俗，都是出於對所處的社區「生活模式（lifestyle）」的尊重；每年十二月耶誕在購物商場有聖誕樹；和鄰居玩復活蛋尋寶；不信教的猶太人共進晚餐慶祝逾越節。
「文化」普遍已經成為那些我們正在做但又不會認真相信的事情。而這就是我們將基原主義（fundamentalist）信仰者歸類為「只有中世紀思想模式」的「蠻夷」的原因：他們認真地對待自己的信仰。
今日，我們好像把文化的終極危機，歸咎於那些緊密地生活在自己的文化中的人，好像他們對文化欠缺一個適當的距離。
或許我們覺得中國的輪迴法這樣蠻橫，原因不在於它異於我們的一般認知，而是因為它揭示了一些在我們日常行事背後的祕密：必恭必敬地包容我們不會認真對待的事，從而將它們的政治影響收納在法律之中。
斯拉沃熱 齊澤克（Slavoj Zizek），伯克貝克人文學院的國際理事，近作《視差風景（Parallex View)》。
原文載於：http://www.nytimes.com/2007/10/11/opinion/11zizek.html
《藏傳佛教活佛轉世管理辦法》：http://www.gov.cn/ziliao/flfg/2007-08/02/content_70441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