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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藝

斷裂或連繫的想像──第七屆香港文學節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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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的基本活動不外乎創作、發表和閱讀,基於認識上的匱乏和斷裂,過去不同機構和個人亦不斷有各種推廣、引介、演繹和評講等工作,盡量傳講類似「香港有文學而且水準不俗」的訊息,也不介意每次從零講起;只是總不明白,為何多年來不同人的努力,好像從沒有建立些微的基本。文學的推廣當然值得不斷進行,只是在延伸、深化和發展的層次上,為何總難以邁步而一再退後?本屆香港文學節有一項由《字花》主辦的「文學撈飯──在電視媒體推廣文學經驗談」,邀請梁文道和王貽興,討論近年大眾媒體特別電視的文學節目。我想起最近,六月十三日在中文大學中文系由陳平原教授主持的「文學史視野中的大眾傳媒研討會」中,黃念欣在〈電視廣播媒體對香港文學的文化回應(1987,1997,2007)〉一文提出由八十年代的「小說家族」、九十年代的「寫意空間」至如今的「香港筆跡」,電視媒體對文學的演繹或推介的水平正不斷下降;我深有同感,但同時又想,當中未必是製作水準問題,卻是媒體對觀眾的水平的想像,愈趨悲觀的結果。電視如何推介文學?文學也可以撈飯嗎?文學的理念是要提升人的生活層次和心靈素質,但如果媒體的取向是要順應大眾水平然後再低估一些,其間的隔閡實在無法避免。

問題是媒體也有它們無法逾越的局限,製作人的水平不差,是他們對觀眾的想像無法不想得愈來愈差。關於電視台的「文化節目」出路,很早以前已有人提出民間獨立頻道的可能,只是討論多時仍未有結果。在是屆文學節中,《字花》主辦的「文學撈飯」在講座之餘,也由黃守仁製作文學錄象,算是一次民間製作及其可能性的示例。該錄象以戴望舒的香港時期為主題,由我負責蒐集資料、撰稿和旁白;製作至後期階段的六月下旬,我忽然收到正文書店轉來的電郵,是現居上海的戴望舒長女戴詠素女士聯絡我,原來她知道我曾在正文書店辦戴望舒講座,說我有需要的話可向她詢問資料,我當然馬上回覆她,說剛巧正製作有關戴望舒的錄象,她給我解答了一些疑問,又傳來一批戴望舒的舊照,有些是我未曾在現存文獻中見過的,她同意我在節目中使用。連串巧合的事件和安排,使我無法不相信,這世界的不同理念之間,確有某種無法解釋的連繫。

香港文學節的「香港文學行腳」活動分為城市行:灣仔區、山水行:沙田大埔區以及懷舊行:中西區三部份,各包括實地考察和講座。在六月十五日的灣仔行,葉輝和我帶參加者到灣仔利東街、修頓球場、循道會禮拜堂及洛克道,概述地方歷史掌故及相關文學怍品;回到圖書館進行講座,我順著行走路線,講述陳滅的詩歌〈灣仔老街〉、四十年代黃雨的詩歌〈蕭頓球場的黃昏〉、黃谷柳的小說《蝦球傳》以及三十年代鷗外鷗的詩歌〈禮拜日〉與各地方的關係。小思老師和鄒芷茵也談論香港文學的地方意義及歷史掌故。

對未接觸過以上作品或對香港文學陌生的讀者來說,實地走過、觀察並配合歷史掌故,應可較容易理解作品的內容。我想這活動的意義在於地方故事與文學記述的結合,一次性的考察當然有它的局限,如能達致推廣和引介的作用,亦已完成了目的。進一步去想,在文學的意義上,某地是否有哪些作家寫過,或哪些作品描述過香港什麼地方,本來不太重要,只因香港都市發展及忽視人文環境所做成的斷裂實在太大,地方故事與文學記述於填補斷裂、追溯記憶的作用依然重要。抗衡斷裂、建立認同本是社區文學的要點,我想,香港文學行腳的參加者或其他對地方文化有興趣的讀者,如能把認識化為參與,把了解化為創作,或可把社區文學既有的抗衡和建立延伸下去。

社區文學的意義值得再探討,本屆文學節的研討會中,主辦單位邀請我在「城市空間:建築與文學」場次中發表論文;同場另有兩位講者,但我最初不知也沒有問。我對建築本不熟悉,不過邀請信中說明研討範圍可包括「結合兩岸四地人文價值,討論不同城市、街道、建築及文學創作特色」,似乎正合我近年關注的社區文學概念;我希望在香港文學以外,也討論台灣和中國內地的作品,於是想到把董啟章寫及新界北區的小說,與台灣作家阮慶岳的《惚恍》和上海作家王安憶的《長恨歌》相關的邊緣地誌結合討論。提交題目和大綱後,我始知該場次的另外兩名講者正是阮慶岳與王安憶。

香港讀者可能對阮慶岳比較陌生,我首次讀到他的作品,是二零零四年的《惚恍》,該書一連串短篇小說皆以台灣的「廢墟」取材,台灣稱長年廢置又未拆的舊建築為廢墟,已成一種城市現象,部份可追溯至日治時期。阮慶岳由此編造一個個古今對照的故事,寫及不為正常視點所接納的頹廢和荒涼的美,以城市邊緣的殘破來質疑城市的完整性和清潔性。阮的作品不少,但不容易尋得,他的《惚恍》在八家本地大學圖書館中只有城大有藏,所以是屆文學節研討會邀請阮慶岳來參加,我的確有點期待的。

不論是電視、錄象或其他,文學與媒體的合作本屬不同藝術形式的交流,只因香港文學的位置和感覺,在香港實在過份邊緣和弱小,才給人須由低處推廣的感覺。其實過去在劇場等表演藝術領域,與文學已有不少相應高度的交流;本屆文學節中的「藝萃」項目,浪人劇場的《鯉魚門的霧》、亞洲民眾戲劇節協會的《行為藝術作動香港文學》、六樓后座劇團的《像我這樣的一個…應…不應》等六場節目都很值得期待;特別是浪人劇場的《鯉魚門的霧》,以戲劇及偶戲改編舒巷城的小說,真人與木偶交錯出現,在香港文學的演繹中不多見。浪人劇場的創辦人譚孔文過去亦曾改編董啟章的《體育時期》,以他對文學性的理解和想像,相信舒巷城的《鯉魚門的霧》將於劇場裡呈現另一種高度。

文學終歸是文字,文字引發的想像,與其他媒體或現實生活的想像是不同的,它們之間也無可替換,文學工作者與文化人只努力使這種不同的想像流動延伸。不論是文字、形體、聲音或畫面,重要的是看見想像,另一高處的理念和別種的生活才有實現的可能;也許香港文學節以至香港本身,也需要這種想像。

(《信報》,2008年7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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