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有五百億美元用來進行國際性社會性投資，你會用來做甚麼？
這是Bjørn Lomborg的問題，他是Copenhagen Consensus計劃的發起人，他從2004年開始，邀請一些諾貝爾得獎者在哥本哈根共同討論，各種社會投資對促進全球福利（global welfare）發展的成本效益。
他列出大約三十種環保、扶貧、教育、衛生等工作的優先次序，當中最受爭議的是有關含碳廢氣排放（carbon emission）的優先序，由2004年開始，它已是最不合乎成本效益了。最近成員之一Finn E Kydland指出，一百年內花八千億美元推行減排CO2，只會令全球氣下降攝氏0.2度。
這當然引起推動京都協議的人士（包括經濟學家）的反對，例如，著名的Jeffrey Sachs；而前地球之友主席Tom Burke則指出，成本效益的分析，在一些簡單的選擇中較有用，例如，前面兩條公路，用哪一條較合乎成本效益。但是，像環境問題這樣複雜的事，甚麼是成本，甚麼是效益，則是非常複雜的。
不過，只要不要過份閱讀這些經濟學家的分析，仍然有些啟發的。Finn E. Kydland指出，開發低碳排放能源可能更有效。此外，控制室外空氣污染的措施，例如汽車廢氣過濾裝置，成本高昂，對已發展國家可能效益不差，但是，對發展中國家來說則非常昂貴，反而，多花錢在控制室內空氣污染可能對發展中國家人民更有效，每年有一百五十萬人因為使用固體燃料（例如中國的煤）作煮食而死亡，只需二十三億便可以令一半發展中國家人口得到改善的爐具。
他們最推祟的，是提供微量營養予貧窮的兒童，只要六千萬美元便可以為80%有需要的兒童得到鋅及維他命A。
不過，這群專家是對國際自由貿易的大好友，他們把推動世貿多哈發展議程視為第二最具成本效益的措施。批判自由貿易的人士會不同意這個看法，而且，正如Joseph Stiglitz指出，美國及歐洲政府似乎不大喜歡多哈會談所承諾的－－大幅減少對補貼農作物的補貼，這個所謂最具「成本效益」的措施，似乎也沒有多大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