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去年把當代英國劇作家莎拉‧肯恩(Sarah Kane)的名作《4.48精神異常》與《渴求》搬上舞臺後，在這個夏天，原來的創作班底(馮程程、鄭煥美、潘詩韻與梁曉端)將會再次聚合，挑戰更高的難度，在牛棚劇場上演奧地利的2004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艾爾弗雷德・耶利內克(Elfriede Jelinek)的《死亡與少女》(Der Tod und das Mädchen I-V : Prinzessinnendramen)。
耶利內克最廣為人知的作品，自然是她的小說《鋼琴教師》(Piano Teacher)。因為在2001年，奧地利著名導演兼作家米高・漢尼卡(Michael Haneke)，便曾經把這部小說搬上大銀幕，並起了廣泛的爭議。在電影改編的版本，耶利內克作品中所一向隱伏的暴力、性、令人不安的元素以及對於奧地利社會的尖銳批判，跟漢尼卡本身的冷酷與殘暴的風格，可謂天造地設。不過，曾經在維也納大學短期修習戲劇與藝術史的耶利內克(後因精神問題而中途綴學)，除了寫作小說外，也創作了不少廣播及舞臺作品。而今次牛棚劇場所上演的《死亡與少女》，正是耶利內克2003年的作品。
破碎的女音
《死亡與少女》本身由五個短劇所組成，它們分別是〈白雪公主〉、〈睡美人〉、〈羅莎蒙德〉、〈積克〉與〈牆〉。這五個短篇分別根據經典童話故事〈白雪公主〉與〈睡美人〉、著名美國詩人普拉斯(Sylvia Plath)與戴安娜王妃等現實中的「公主」的生平，改編而成。耶利內克曾經在一個訪談中指出，「公主」代表了邁向「女人」之前的一個階段，而《死亡與少女》中蠢動的「公主」，在父權的體制下，都不得不變成不受歡迎、不得好死的潛越份子。就此而言，耶利內克在現實中的處境，跟《死亡與少女》中的公主相當相似。耶利內克認為，她的作品從來沒有得到大眾的重視(學界除外)。在〈白雪公主〉中，主角一開首便說﹕「死神總是作為男人降臨，然後又不像是男人了。他潛伏在那裡等我們，令人討論會地冒出來，總是在我們—就拿我作例子吧—快成功的當兒來搗亂，阻止我們成功，逼使我們出局，連一句安慰話也沒有。」當然，父權體制不一定化身為男性，主導性強的「母親」也不住蠶食處於成長中的女兒。這種充滿暴力與佔有慾的母女關係，不時見諸耶利內克的作品(例如〈白雪公主〉)，而現實中耶利內克的母親正是如此。
所以，性別政治在耶利內克的作品中，可謂扮演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耶利內克曾經指出，由於女性在父權體制下位處邊緣，她沒有像男性那樣的主體性，可以讓她們可以作出準確無誤的認知。由於這種邊緣性，她認為她自然會所有問題帶到社會的層次，而且她亦不可能單單為自己發聲，她必須為所有同樣身處邊緣的女性發聲。她甚至認為，她的舞臺作品所要展現的，是(女性)角色的「被羞辱」(humiliation)。此外，相對於男性作者，女性作者往往無法以一種具權威性的姿態發言。她們只可能處理自身的「無言」，通過文字遊戲、相關語、玩字根等解構語言本身。所以，當你閱讀耶利內克的作品時，你往往會發現她如何通過文字遊戲，內爆一些既有的文化文本(例如童話、神話等)以及語言本身，戲劇文本也就顯得支離破碎，沒有傳統意義的情節與戲劇性。不無吊詭地，耶利內克這種對語言的解構，既是女性在作為社會體制的語言中的處境，同時也是她得以顛覆這個體制的唯一策略。舉個例子，在〈睡美人〉中，耶利內克便曾經就著「崩潰」一詞，給讀者來了一場令人莞爾，但又非常尖銳的語言遊戲﹕「他已是她全部的愛，還要告訴她他是誰? 真不可思議。如果他說不，她內心會完全崩潰。我頭上至少有這個建材市場買來的樹籬可以崩潰，它很輕，自己搭建的。然而相反，就因為你一定是如意郎君，所以這個樹籬隨時起來變成人。請你往後退一步，免得被踩到，因為我的朝臣現在很可能要換身，從最佳的競技狀態，即樹籬的形態重回身子最初的形態。」
充滿音樂感的語言
可以想像，如此的戲劇文本，對於任何希望搬演耶利內克作品的劇場導演，都是相當具挑戰性的。不過，正如諾貝爾文學獎委員會所指出的，耶利內克的作品「充滿音樂感的語言和韻律，表現這個充斥著陳腐和壓抑的社會荒謬」，而耶利內克的訪談者Gitta Honegger更指出，耶利內克戲劇文本中的語言遊戲與解構具有一種音樂性，而正是這種音樂性，讓它們變得可演。
就此而論，今次《死亡與少女》的演出者馮程程、鄭煥美、潘詩韻、梁曉端等，由於各人的個性與音質不同，可謂為展現耶利內克戲劇文本的音樂性，提供了有趣的可能性。就上次她們演出的《4.48精神異常》與《渴求》而言，她們的確把演釋的重點放在她們四個人的氣質與聲音之間的交錯與變奏上。閱讀過耶利內克作品的，都會發現她有一種抽離的知性，當今次選演的兩個劇本(〈白雪公主〉與〈睡美人〉)的兩個主要角色，將分別由五位演員輪流進駐時，我們在舞臺上看到的，自然有你，有我，有她/他。
《死亡與少女》少女們的死亡預告 from REMU IWAI on Vimeo.
本文另見於牛棚劇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