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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患者的藍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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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患者的藍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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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生命中,終覺得對方的存在正是自己的殘缺。
──徐訏〈精神病患者的悲歌〉

疾病出自內在,更多時候來自外界的加諸。李智良《房間》從精神病患角度提出另一更深切的說法,精神病所帶來的最大痛苦,來自對它的治療本身。即從一般疾病而言,治療的痛苦不在於打針或開刀等針對病源的暫時無可迴避的痛,而在於使醫護人員無法不疲於奔命的醫療程式、視病患者為操作點以及社會對病患的固定成見,使醫病這行為帶來比疾病本身更大的痛苦。

《房間》中的〈無歧義標題:未查明〉一文詳述冗長的醫療程式,病者最後得知的病因和身體狀況資料卻異常簡短。〈沒有人要寫信給精神病患〉探尋病的本質,疾病以及其無法迴避的醫療程式在身體留下的印記,以及其一連串的連鎖效應。社會如何看待病,與它如何醫治是一貫的。當中已不再關乎常見的平等、權利或尊重、關懷等議題,而是理所當然以外的生命狀況的反思,教人一再探問什麼是正常?什麼是病?又何謂真正的存在。

《房間》從作者個人的病狀及醫療史出發,談及精神病患的現實治療、藥物反應、治療過程和制度反思,最終也觸及更廣泛的醫院制度及背後的政治現實。在〈旅行中的眼淚〉一文,李智良配合遊記的筆觸,描述與友人參與台北樂生院的抗爭事件──源於日治時期用作隔離漢生病患(痲瘋病者)的院舍,殖民時代結束後病者一直長居至今,終以捷運工程面臨清拆。在種種醫療、保育、人權議題以外,李智良談論的也是扭曲的政治和公共行政如何為人間帶來更大的禍端,感染更多無法治癒的社會和歷史病患。在去年七月的旅途中,李智良回望同時發生又註定了結局的皇后碼頭事件,〈旅行中的眼淚〉最終談論一個病者、一個旁觀一切發生的異鄉人的無力感、他的黯然和最終的無淚。

疾病是無法迴避的真實,在文化史的流傳上也作為一種帶有種種隱喻成份的觀念。《房間》中的〈非黑不白、又名灰色〉和〈不曾夢見那人〉二文都談論卡夫卡,我則想起學醫出身的魯迅和讀心理學出身的徐訏,他們二人都寫過以精神病患為題材的小說,也同時寫過魏晉文人服食五石散(效用類近大麻或迷幻藥)以避世的文章。魯迅那篇是〈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徐訏那篇是〈HIPPIES的陶醉藥與魏晉的五石散〉;魯迅該文頗有諷刺當時的廣州政府之意,徐訏文章寫於六十年代末歐美希皮士文化大盛之時,為文比較希皮士服食大麻和魏晉文人服食五石散的社會背景。

魏晉文人酗酒、服藥、佯狂、稱病,意在抗世,也在紛擾的政治現實中表示自己並無政治野心和威脅,以疾病為自我保護的手段。五石散服後使人精神煥發,時而亢奮,可是由於研製不善,常有不良副作用,如《晉書》記載皇甫謐「初服寒食散,而性與之忤,每委頓不倫,嘗悲恚,叩刃欲自殺,叔母諫之而止。」屬於服用精神科藥物而產生抑鬱和自殺傾向的記載,猶如《房間》一書對藥物治療的疑慮,魏晉文人以服藥而求自保,卻換來更大的痛苦。事實上,觀諸魏晉詩歌,情感起落特多,各種遊仙詩、田園詩和玄言詩當中,對時光的飄忽、人生的無常和生死的神秘特別敏感,詩中的感懷可能也是一種服用精神科藥物後,或更大程度是藥力散失後的失落反應。

魯迅《狂人日記》是所有人耳熟能詳的故事,重點是以狂為一種覺醒,但被保守的冥頑者視為不正常。小說的悲劇性不是結局寫狂人無力挽回吃人的事實,而是早就隱伏於序文中的狂人回復正常,且「赴某地候補矣」(去做官,重新融入正常的建制),覺醒的狂者回復正常且投入建制,這才是最深的悲哀,預見了革命和理念運動的失落,是魯迅真正厲害之處。

徐訏的《精神病患者的悲歌》相信不為今天大部份讀者所知,徐訏以早年特別留學法國期間對榮格及佛洛伊德學說的興趣,將精神分析化入愛情故事當中,女角白蒂因行為變得放蕩而被視為精神病,作為精神病醫生的敘事者則指出她的放蕩或精神病原是對沉悶家庭的反抗,即是說她的被視為病,其實是由於一種反抗。但小說真正的「悲歌」不在於白蒂的精神病,而是敘事者戀上她的侍女海蘭,敘事者內心的壓抑和掙扎,愈是超脫而情深的愛,愈是成為一種反覆剖析卻無法治逾的病。

如前所述,《房間》一書談及個人的醫療史,也廣及醫院制度及背後的政治,相信可有多種不同的解讀,但我覺得《房間》始終還是一種文學,其文學性來自對精神病患化生的語言觀念轉換,有如《狂人日記》和《精神病患者的悲歌》的處理。當中〈銀鹽臺北〉一文以按捺住又處於失衡邊陲的感傷,幽獨而精微的語調、情志溢瀉的觀察使敘述者無法外立於事物又一再抽身其中,企圖詩化或浪漫化的旅途所見的人事,基隆暗街、公車搭訕、街車司機,詩化了的台北卻不是現實的本質,而是往復自我的掙扎呈現的美,實現出詩化的真實及其不可言說,引深陷其中的讀者擺蕩其間。徐訏有言「在我們生命中,終覺得對方的存在正是自己的殘缺」,半生追覓殘缺的填補,若那完滿為不可得,至少文學或詩化的想像,可稍稍緩解一切既定的殘缺,大概文學特別當中的詩化境地,對踽踽獨行的文學者而言,同樣是一種自我的殘缺。
〈徙居者眾〉一文從談論個人的遷居,談到一整個城市和世代的眾人遷徙史。基於城市不可理解的發展,個人對於住所和遷徙的方向,選擇的餘地很少;而醫療程式無法處理的就是,人與地割裂的住處和不自主遷徙所引發的病。從李智良《房間》一貫的語調讀來,這城市不但以新的實體取代公共記憶,其命名方式也體現城市發展過程中對城市自我的認定方式,就是把長久以來的地名諸如陰澳「美名」為欣澳、把大角咀填海區稱作奧海城!歷史割裂、自我否定和無法自主既形成一種病,也是這城市無可填補的殘缺,對其治療不但漫長,而且同樣痛苦。

(2008年9月13日《信報》)

補記:寫李智良《房間》書評今刊信報,昨午編輯才問圖片事,指網上書影質素不足,但我在辦公室亦無書在手,剛巧收工後須回老家提早做節,為書影事,9時馳返,趕及埋版前scan了,另加徐訏舊著珍本。今二圖連同書評刊出,效果不俗,亦甚慰。書評題為精神病患者的藍調,取徐訏之書題《精神病患者的悲歌》而略變之,蓋智良之書亦藍調感覺多於悲歌矣。內容結合魯迅與徐訏談及精神病及藥物之文而論,再返回智良之文,要點在標識其書之文學性。(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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