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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去的異議者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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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去的異議者文學/陳智德

索忍尼辛被譽為「俄羅斯的良心」,對華語文學界而言,索忍尼辛作品的流佈和解讀,還有另一重意義。由於二十世紀下半葉大部份時間,兩岸政治的對壘以及文化意識形態相對重要的參與角色,索忍尼辛反抗蘇聯極權的作品以及後來被放逐的命運,使他在台灣得到反共文豪、反共作家的稱號,其作品在台灣最早譯成中文,最早的中文譯名「索忍尼辛」亦首先由台灣的譯者提出並通行多時。雖然索忍尼辛的作品不易消化,在七十年代,他的中譯本出版後一再重印再版,甚至同一作品同時有兩種譯本。

《古拉格群島》先於台灣《中央日報》連載,再由遠景分上下兩冊出版,另有道聲出版社幾乎同時出版另一譯者的版本。《集中營的一天》(或譯《集中營一日記》)亦於七零至七四年間由不同出版社出版三種譯本。其他作品中譯尚有《癌症病房》、《悲愴的靈魂台》、《第一層地獄》、《索忍尼辛短篇傑作集》等。索忍尼辛提過《古拉格群島》是要「喊給俄國的兩億人聽」,而中譯本譯者之一黃文範則提出要「喊給鐵幕內外八億中國人聽」,索忍尼辛在華語文學界的流佈和解讀,與文化政治特別是早年台港兩地的反共文學意識形態不可分割。

隨著政治形勢改變,反共文學早已是一種過時的文學,而其內部重複而空洞的口號化模式,以及配合官方宣傳的腔調,在當時已被批評為「反共八股」,文學價值受到質疑。從今日觀之,五六十年代反共文學與同時期中國內地《紅旗譜》和《金光大道》等革命歷史小說,記錄一個時代特定群體的文化需要,具不可磨滅的歷史價值,個別作品其實還有文學意義可尋,此所以一九九三年王德威在台灣「四十年來中國文學會議」上發表的〈五十年代反共小說新論〉一文,全面檢視台灣的反共文學,提出在記錄以外,對傷痕的警醒與反思,以及在政治以外,作家獨立的道德意識。重讀索忍尼辛及港台兩地的反共文學,它們的價值或不在於反共,而是其作為異議者文學的形態,以及一種幾近失落的文學道德意識的公共性實踐。

撇除政治性解讀,索忍尼辛作品的關鍵在於作為一種異議者文學,其道德勇氣和執著,不僅見諸對蘇聯政權的批評,也見諸赴美之後,對美國主流意識形態的批評。五六十年代台港的反共文學當然不乏反共八股,而其佳者也正在於其道德勇氣和歷史批判意識,如陳紀瀅的《荻村傳》、鄧克保的《異域》、司馬中原的《荒原》、張愛玲的《秧歌》,趙滋蕃《半下流社會》,徐速《星星之火》、張一帆《春到調景嶺》等。趙滋蕃《半下流社會》寫從內地避居香港調景嶺的居民如何掙扎求存的故事,在寫實生活的描述以外,更強調當中的社群性,特別文化的力量,一群調景嶺居民自辦合作社式的賣文組織,以稿費維持整個集體的生活,而當中女角後來的悲劇,不由於被騙或墮落,卻由於她脫離了社群。小說對香港上流社會的批判,以個人化的疏離和冷漠,批評資本主義缺乏集體理念的社會模式,小說耐人尋味的地方,是它雖然多處提出直接的反共言論,而其小說故事卻呈現社會主義式的社群理想。

索忍尼辛在《古拉格群島》描述也批評蘇聯的勞改營制度(古拉格群島為一整區勞改營的別稱)配合官方肅清異己的專制統治,這作品以及索忍尼辛後來流亡的命運,很容易令人聯想起六十年代趙滋蕃的《重生島》,不同的是趙滋蕃這篇小說並不反共,而是針對香港政府。趙滋蕃五十年代來港,當過亞洲出版社的編輯、總編輯與《亞洲畫報》主編等職,一九六四年初隨一批傳教士探訪位於港島以南海域,被漁民名為「落氣島」(又稱痲瘋島)的小島,開埠初期曾作為「隔離」痲瘋病人之地,五六十年代成為港府以「遞解與拘留緊急條例」棄置罪犯或不受歡迎人物之地,遭流放的犯人只獲國際紅十字會配給少量食水與乾糧維生。趙滋蕃探訪該島後,撰寫長篇小說《重生島》,批評港府的不人道政策,發表於台灣《聯合報》副刊,由此獲罪港府,自己也被列為「不受歡迎人物」,根據條例遞解出境,後經安排赴台灣定居。

趙滋蕃被港府列為「不受歡迎人物」的原因,也許還包括他在亞洲出版社的工作。反共文學在陣營內部為整個「自由文藝運動」的主題之一,李文《當代中國自由文藝》一書中指香港的自由文藝運動「負有特殊的任務」,作為當時「反共抗俄」文化陣營的重要一支。趙滋蕃所供職的亞洲出版社,出版不下數百種意識形態鮮明的文學作品以及「專題研究」叢書等書籍,另有友聯出版社、自由出版社等機構的相關書籍以及《亞洲畫報》、《自由陣線》、《祖國周刊》等雜誌。港府把趙滋蕃驅逐出境,相信亦有針對反共文學陣營、平衡勢力之意。

無論是五六十年代的中國內地的革命歷史小說或台灣的反共文學,都已有不少研究成果,然而香港相關作品的研究卻近乎空白。香港的反共文學稍稍不同於台灣,較少典型的「反攻」、「復國」等否極泰來的寄望,香港作品的調子比較沉鬱,出路較為迷茫,作品中的批評除了指向反共,如張一帆《春到調景嶺》更批評反共文化陣營本身。趙滋蕃《半下流社會》以社群性的理念實踐代替空洞無根的反攻復國寄望,張一帆《春到調景嶺》更指出集體特別國家意識對個人的奄割,香港的「自由文藝」除了其「特殊的任務」,也在陣營內部提出異質的聲音。

文學為誰而著?在簡單的作者讀者關係以外,也許時代的需要和理念超越性的尋求,特別見諸二十世紀的文學。文學公共性的關鍵絕不在於配合公共政策和主流聲音,而是其文學藝術道德的實踐。這種實踐並非倫理道德是非的判論,反而是在公共政治的要求配合中,對純粹的執著和對「真實」理念的尋求。索忍尼辛和同時代的異議者作家的時代意義也許亦如是,他們從政治混沌中廓清出純粹,從集體建構出個人,從批判中踐行出真實;異議者文學在異議訊息的表達以外,其真正的文學性亦同樣由此而實現。

反共文學作為特定文化政策或文化需要下的產物,無論時代意義或文學價值必因過時而消減;然而異議在不同時代都存在而且必須,唯足以負載訊息的未必再是文學。索忍尼辛的逝去,二十世紀的結束以及文學公共意義的失落,逝去的不單是異議者文學,而是將異議聲音化作文學的時代,亦同樣已經過去。

(《明報》,2008年10月5日,本文略有增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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