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一
資深電影工作者，兼影評人吳昊，約十年前寫過一篇文章，叫《一個電影無政府主義者的懺悔》。作者列出了幾項於他看來百辭莫辯的事實：七十年代尾，香港青年普遍有種躁動不安；新浪潮電影在體制上希望走出已經垂垂老矣的片廠制度，內容及形式上亦見一班年青導演對電影這種藝術形式的一把熊熊烈火；同期，殖民地政府大力推動夏令營、少年警訊等活動，故即使具體社會情況並不翻天覆地的轉變，至少對香港的描述及觀感也是上揚及逐漸改善。
殖民地政府比任何人都懂得操弄大眾對於青年暴力問題如何才算解決了的那條benchmark，在一大堆益智身心的活動的煙幕中，新浪潮的吶喊逐漸顯得無根及不相關，更可惜的是，新浪潮對社會的迷惘及吶喊，後來竟幻化成一股自焚的火苗，連自己都毁了。新浪潮電影對社會制度、身份和城市認同、戰爭暴力等問題的猶豫及批判，當然沒有被當權者正視過，廿年過後，水過不留痕，都給風帶走了。
這篇文章相當耐看，因為作者的懺悔，直指作者本人及當時一批年輕電影工作者，在甚麼條件中把電影的社會及美學功能丟失了。整個敍事是「一個」電影無政府主義者的「懺悔」——社會條件的當然冷酷嚴苛，亦不容易隨手扭轉。從問題意識上看，作者倒沒有把洗過澡後的嬰兒和污水一併倒掉，至少他沒有尖酸刻薄地事後孔明，說諸如「這只是少數人的另類取向」、「我也曾經激進過」之類的話，至少在他的想法中，有火的電影還是珍貴的，反映當時青年人的不安及迷惘、批判社會制度仍是電影的任務，而非有理冇理盲目地把觀眾娛樂到死。換言之，作為回應社會及介入社會的一種積極媒界，電影尚能保留到哪怕是只有一點點的淨土，不致給現今秩序持有人罵個全軍覆沒。
楔子二
「after one fails, one can go on and fail better」，這是斯洛文尼亞的理論狂人齊澤克（slavoj zizek）念茲在茲的挑戰。如果失敗必需重複，如何一次比另一次失敗得更好更進步，是一個積極而嚴肅的問題。從列寧開始，到史大林、法國大革命的暴力統治、十九世紀中的巴黎公社、一百年後的毛澤東，他逐一發掘逐一辯護。自問熟悉歷史的讀者或會對他這種主題先行的閱讀不以為然，甚至指責他歪曲史實諸如此類。他其實要強攻的問題，與其說是對個別人物或個別政治運動的評價，不如說是在左派或批判學者全面撤退到個人、身體、日常生活的政治，對統治問題已失去想像力進取心，而保守右派在一片凱旋聲中如何把自己的政治哲學意識形態收藏得滴水不漏，在政治非政治化的大格局下，如何殺出一條積極的血路。如果真誠的左派是在近兩三個世紀排隊出場的失敗和災難中漸漸害上原罪，杯弓蛇影無根地懼怕任何權力都是極權主義的借屍還魂，則出路不在別處，而正是在這些失敗和災難中提煉出其救贖性的時刻，指引運動的方向。
如同鏡像
今年社運電影節，將放映兩部關於保衛皇后碼頭運動的電影，一部是林森的《人在皇后》一部是zanny begg的《don't say goodbye – an exploratioin of spatial politics in hong kong》。想知道皇后碼頭抗爭的歷史、社會、政治及理論意涵，《don't say goodbye》用短短的廿六分鐘時間縷析得相當清楚。透過幾名本土行動參與者的訪問，觀眾將可以了解到大會堂皇后碼頭天星碼頭這建築群在殖民地時代除了實際功能，還有甚麼地理及符號意義；從學理看，空間除了是有形的地理空間，還可作如何理解，而不同的理解對空間的社會運動意義有甚麼不同；政府的填海計劃將如何令新海傍變為「軍（事）政（治）金（融）中心」；香港據稱很嚴重的土地稀缺問題，如何模塑了我們對公共空間低得無藥可救的要求等等。簡單來說，片子展現了保衛皇后運動的最基本邏輯。
林森的片子把皇后碼頭運動還原為一場不單止有原因和理由的社會運動，而是一場充滿人民能量的大型動員，如果不是嘉年華。在片中，有在皇后長駐的參與者，亦清場前三晚按捺不住自己而趕到碼頭留守的朋友，另有差不多一半篇幅是清場後的活動與境況；演說、舞蹈、音樂、釣魚、放飛鶴、圍食、吟唱、人鏈、曬太陽、做燈飾招牌等等，林林總總的活動都會隨時在任何地方發生（珍貴片段，請留意拍攝者之一被「小紅帽」警察於碼頭頂帶到地面時的一句：「廿二歲果時，我都好『銀』有理想架」）。就像蘇古洛夫《俄國方舟》經典的三千人舞會一幕，只有一雙看盡眾生的眼睛，而被攝者沒主客莊閒之分。保衛皇后運動（而不單是皇后碼頭的物理空間），幾乎變了一個所謂的自治自主的空間，雖然最後也是抵擋不了龐大警力的圍攻。
關於保衛皇后碼頭運動，今屆社運電影節挑了這兩部片子，而這兩部片子也在沒事先配合的情況下構成了一對鏡像倒影：一方面，《Don't Say Goodbye》是保衛皇后碼頭運動理據和背境相當完整的概覽，人在裡頭的任務是把各種道理和背景闡明；另一方面《人在皇后》則是關於運動的目標及理念的道理不多，筆墨都用在給出現過的參與者還一個位置，把皇后碼頭佈置得人頭湧湧。
excursion
看似剛好相反及互補之處，換個角度看，又恰好構成了另一意義上的癥候。且容筆者繞個大彎嘗試說明。
皇后清場之後，包括主力留守碼頭頂的「俄羅斯小組」在內的一些積極參與者，彷彿都成了「流浪兒」。所謂「流浪兒」，就是突然失去據點的人，他們從此甚麼地方都會去，就是不願回去那個曾經逗留如今已被清場被封鎖的地方；而亦因為不想不敢不能面對那片廢墟，故只能目光呆滯行屍走肉。他們以為甚麼都失去了，只差未否認甚至怪責自己曾經為碼頭做過的事情，此一類。另一類人在皇后碼頭後，欣然樂見連政府也會鸚鵡學舌的口翕翕如「保育」、「集體回憶」、「人民規劃」等字眼；政府開出來與規劃及保育的各級諮詢組織委員甚至公務員職位，二話不說的便上任如儀；與政府關係不一的大量「民間團體」，也瞄準了許多政府豪出來的「保育」及「參與規劃」的項目，與政府大跳同床異夢的探戈。第一類如果可稱為無厘頭的悲觀，後者便直是無厘頭的樂觀。
如果保衛皇后碼頭運動真的甚麼也沒幹得成，甚麼為政府要大張旗鼓的拋出一連串東西？無厘頭悲觀或樂觀的人又是看似相反，在一個關鍵的點上卻配合和統一得天衣無縫，他們都似乎有意無意地迴避了真正的問題。問題的真正邏輯次序是：政府幹的事情都是回應性質的，但為甚麼政府的回應被一些人承接了，那些人卻多不是落手落腳參與保衛皇后的人？進而，為甚麼政府的回應，並不直接面對參與者就人民規劃、公共空間、歷史保存等提出的要求？中間發生了甚麼事？參與者如果真有棋差一著的地方，那一著錯了在哪？這就是無厘頭悲觀或樂觀朋友的世界都不過問的問題。
期待下一次失敗
在此，如把這兩套關於保衛皇后碼頭的片，與文首吳昊就香港新浪潮影的懺悔，和齊澤克關於如何可以一次比一次失敗得進步的關懷，並置在一起便應該有點意義。在吳昊的一片懺悔聲中，在他用二十年時間親身體會所謂新浪潮電影的沒落及壯志未酬中，他還未否認是電影介入和批判社會的功能，只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那一批導演（包括他自己）未能竟全功，把種反建制的無政府主義精神挺下去。這裡相關的地方是，三十年前一班香港年青導演，甚至在商業電影世界中也希望大幹一票搗電影工業的亂，即使他們這在這方面並不是社會運動影像的承繼位或參考點，但在社會運動中的紀錄片，在運動中的位置是甚麼，應起甚麼作用，看來仍然有待在實踐中探索。
同一道理，《don't say goodbye》和《人在皇后》兩片，一套描寫人一套闡釋道理，互相補足。兩片結合看，卻難免透露出就運動而言，現在似乎到了一個僵局的階段，方向仍然像霧像花看不清楚。然而不清楚之處，尚且不單是沒有甚麼明確的方向，而是現在運動走到了哪裡，相比在起點時多了甚麼？有甚麼東西是已經開了個改變的勢頭而尚未定形？在甚麼環節開始駕馭不了？諸如此類問題，就是有 「after one fails, one can go on and fail better」這要求的底蘊。所謂「失敗」的原因究竟是甚麼，這當然重要，但如何飛沙走石，把那具有救贖性質的元素及環節搶救出來，對如何走下去，如何改善下一次失敗，更是關鍵。
當然，嘮叨到這裡，並非企圖叫製作紀錄片的朋友太沉重（《don't say goodbye》拍就之時甚至還未到二零零七年七月），問題不單是也不該是由製作者回答。作為一個亦算有參與這場運動的人，看這兩片難免會扯到一些遠遠超出這兩片的地方去，因我們都在同一個運動中，我們一同走到這一階段。共勉之。
（第六屆社運電影節評論文章，《don't say goodbye》及《人在皇后》放映詳情請見這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