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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裏,我由婦女,變成兒童

在這裏,我由婦女,變成兒童

原載於《明報》世紀版,二零零零年一月十八日

此照片是我以前在兒童之家的書桌。

編按:日前在青衣兒童之家發生的少女非禮男童事件,舉城震驚:最安全的地方,好像剎那成為最「危險」的「罪惡」場所。曾在兒童之家住上數年的陳巧盈,訴說她蝸居之處,「家長」與規條,如何組成一片片壓抑的、有如薄冰的生活秩序,組成一個「灌輸正確人生觀」的溫暖的家;作者的細緻敘述令我們反思,向來一絲不苟的極端和諧,或許正是一切暴力的源頭。

  我自中四起在維安中心寄居。社署社工把我放在兒童之家緊急輪候的名冊。儘管如此,第一次輪候成功已是數個月後。我到達將軍澳的家舍,當時他們快開飯,圍在圓桌坐得端正,桌上有一盤油亮亮的煎豬扒。為了表示自己毫無誠意,我一到埗便借電話和喜歡的女同學聊天半小時。那裏的社工好像因此板了臉。回去後,我向社工說這裏離上學很遠。

  第二次輪候成功又是數個月後的事,表示我再也不能推搪了。一進去,那裏很乾淨明亮,主調好像是淡黃色。它大致是把幾個公屋合併,成為一個「家」。男女家長是夫妻,住在「主人房」、八個家童則分別住在男生和女生房。家長和家童用的是不同的洗手間。洗手間的瓷磚潔白分明。

  就是在這裏,我由「婦女」變成「兒童」。

  晚上十時是他們一日的終結,我一日的開始。多虧我進院舍時展示了一疊成績表和獎狀,我好不容易才說服了他們挑燈夜讀的迫切。家童的日常生活隨著時間表運轉,晚上在沙發看完電視便回房睡覺。這時我便從房間走出來,在客廳溫習直至十時多,直至家童都應該睡著了,我便回房繼續溫習到深夜。

  家童房門是不能全掩的,所以熟不著的家童晚上都要悄悄話。也許他們和我一樣,不得不訓練分辨拖鞋腳步的功力。男家長身材肥厚,腳步也是沉重溫頓的。女家長眉精眼企,腳步亦急速俐落。由於男家長不會巡女生房間,辨認姑娘的腳步便異常重要,不過她有時來回洗手間、工作桌和大廳,所以腳步的方向和遠近也要努力聽得分明。
  
  一般家童進來都會被保管手提電話,直至放假回家才能取回。不知怎的,我又爭取了攜帶手電的特權,但在家舍中卻是禁止使用。一般來說,在家舍每天可以通電兩次,每次通電不可以超過十分鐘。因此我總是在用完限額後,在廁所或被窩悄悄聊天。

  想起來,我的特權頗多的。大概和維安的情況一樣,成績良好、沒有犯事、沒有逃學、沒有懷孕的年輕女生會有優待。不知與家童的家庭背景有沒有關,他們不少成績較差、也容易發脾氣或者和家童爭吵,於是家長的心神消耗在為他們溫習功課、和他們談判或說理上。我總是像化石一樣凝望著書本,偶然出客廳看一會電視、談電話,和小學生們也確實沒有什麼好吵好爭的。於是,只要我不上學我都可以出外,不過之前要填一張表格。但週一很難知道週末有沒有約會,於是我總是拖延填表的時間,直至到無可拖延,我便會寫下出外原因、同伴和其聯絡方法、歸宿時間等等。不過姑娘往往說我的字體很潦草,要修改一下才行。如果遲過六時半回家,要得到我的家長同意,那麼我便要打給母親,回答她夠不夠飽、夠不夠暖,以及反問她夠不夠飽、夠不夠暖後,便說出請求。她總是會答應的,除非她當天脾氣特別暴躁,粗言穢語不斷,這時我便會把聽筒放在一邊,幾分鐘後回來,之後或許有機會成功。

  儘管乖巧能帶來優待,我總不能達到完美境界。我不能永遠穿白色純綿內褲,這裏的眼睛卻永遠通透一切。女生的內衣褲不能放在窗台給男生看到,於是要放進房裏晾曬。如果有中心高層來視察,便要把內衣褲收藏。我一直以稚童的倔強,堅持著T BACK,就算不穿,也一定要掛一條在衣架上。姑娘初初看見了,說「你穿那條線...」後便不再說下去,從此也不再為此說什麼,因為她知道管制內褲款式是越界。有次,過了吃生果時間,我還是從房間偷渡一個芒果在廁所吃,吃完把核放在膠袋,打個結便放在女廁內的垃圾箱。怎知,這事卻給好事多磨的小男生發現,投訴一番。我說我只是想偶然吃個水果而已。於是姑娘提議我向家舍社工申請,記錄在案,搞了良久,最後當然吃不成。

  身邊的家童都是小學生,所以當樓上或樓下的家舍有十幾歲的人來了,我都很高興。有個女生小我一兩年,眼神靈敏,說話總是很爽快,單刀直入。劈頭一句「你同男人搞過未?」,然後滔滔不絕。如果我說沒有,在她來說可能很白痴,不過如果說有,她又會問我怎樣,我答不出。於是我答沒有,向她請教經驗,問她痛不痛、如何才舒服。我不喜歡自己語氣像個老師,這使我和姑娘站在同一陣線。可是,有時我卻禁不住說,「死都要戴套,你落完又落(仔),好傷身!」

  然而,我是他們眼中的異數,所以家長總是希望我「維持原狀」,不要受到「污染」。好像是中七那年,也正是我在家舍住的最後一年,有個十四歲的女孩來了,眼睛大大,默不作聲的,我向姑娘說,「她好像很乖的樣子。」她淡淡地說,「是嗎?」不出一兩天,我們便在梳化上大聲講細聲笑,或者在房裏密密傾。姑娘有時會問,「你們在談什麼?」,然後疑神疑鬼的望著我們,可是又不能阻止我們談話。

  一天,她垂頭喪氣回來,我問她怎麼了。她說,「內射了。」我想我當時比她還緊張,於是打電話給中學老師,問他事後丸怎樣拿。他說事後丸很危險。這對話怎知被姑娘聽到了,我被捉到會議的小房間問話。我堅持說這是我的朋友,沒有將同房的事告訴她。姑娘問,「我知道這是你的私隱...不過,你究竟有沒有做過?」我堅持答案到最後。之後她說什麼我忘了,只知道第二朝,她以懷疑的眼神望著我上學。我總不能告訴她,我只和女人做過的?這好像使事情更糟。

  她從前很含蓄。開社工、家長和姑娘大會的時候,她總愛說,「我看起來好像很快樂」的話,帶點半信半疑的語氣,似乎她能藉著社署的個人檔案,看透一個人值不值得開朗快樂。自從那個晚上,我突然瞭解到,她是如何將我進兒童之家的原因和這個鬧劇都連在一起,情急之下很是露骨,給我猜到了。她不過自問自答,「一個女孩是如何因為『家庭創傷』而變得『濫交』的(下刪一百字)?」諸如此類的信念總是使不少人自以為了解年青人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