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不能逃避的是，無論我們是否在懂事後認識六四是什麼，都應懂得廿年前的春夏之交發生了什麼。我們作為六四亡者的禮儀師，慎重處理當年的死亡是我們每個生者的責任。早前，經獨立媒體民間記者原人和朱凱迪打聽，城大評議會阻撓六四特刊派發之民間報導，引發近來罕見的60篇回應。事情鬧大不可收拾，城大方面迅即改變初衷，事情又好像冷卻下來了。而另一邊箱，港大學生會就以”為公義與真相發聲”為名，於四月十四至十六日對” 平反六四屠城”進行全民投票，究竟這些問題是否應該由公投來處理呢？其中暴露的問題卻未有得到深入討論。
如城大事件，限制六四特刊的理由背後毫不象牙塔，其實潛伏著社會上並不鮮見，況似時移勢易的腔調：中國和香港的新一代成長經驗都不同了,“自然”對紀念六四的態度也不一；或曰中國處於崛起的鉅變之進程，在經濟發展之時，歷史不應成為沉重的包袱了，港人是時候想想是否應該放下吧。類似問題設定，我們第一次聽見嗎？當然不是。隨著近年北望神州的政治變臉趨勢日強，這是人們常掛口邊的懷疑，以之淡化六四紀念之時代相關性。城大評議會的口氣不過是以上同一屁股出來,今次的不同處在於由大眾媒體中流通的疑問轉化成阻撓派發之實際行動。如果今次沒有得到曝光,恐怕有關方面的紀念便便悄然消失了。
所謂悄然消失的狀況一直都在發生，正當內地同胞於網上想方設法避過網警紀念六四，天安門母親連公開悼念孩子都成為不可能時，我們卻荒廢自己的言論自由，大 吹”放下六四包袱”之風。今年是六四事件二十年，記得過去國內網民正是用“十九年””XX年前的春夏之交”等暗號來勉力於文字上進行紀念活動。倒過來,上年的香港在四川國難前就立即有人提議冷處理。可是, 冷處理不是已經成為常態麼?冷分兩種,一是冷藏忘卻;另一則是上述的懷疑式處理。做法通常是找個未有經歷事件的青年進行訪問，營造新一代對歷史對中國的觀感不再一樣,不再苦大仇深,然後結論道“港人是時侯思考如何放下六四包袱”云云。如果今次事件沒得到揭發，恐怕六 四特刊未能派發之餘，這種懷疑只會愈見滲入各個組織架構白紙黑字的領域中去。
在今次城大事件明報社評中那句呼籲“平常心看待紀念六四”實在很可圈點，該評論指出”不過，我們認為，只要各方以平常心體待紀念六四的活動，則以香港市民的理性、理智 和成熟，應該不會發生什麼事故”。雖然它不同意城大評議會的處理，但反過來，這段話中暗含的前提其實是指紀念六四不會撼動什麼—“不會發生什麼事故”,所以平常得很，更著人們不要擔心。誠然,紀念六四年年如是，但這種年年如是卻又不能撼動現狀的困局，難道不是同樣值得人們反省嗎？難道這不會 予人脫離現實的感覺嗎？就如歷史學家本雅明所説“那些不被視為與自身休戚相關的片刻都有永遠消失的危險”
討回歷史的公道無比重要,但公道不容於世不應視之為過去的事，這也是當前的事。如何現實化我們的紀念，讓它不棄守過去之餘，進一步拷問現狀呢？這裡有些初步的看法。例如，王丹未能進入香港境內，我們何以想像六四生者連和平進入本土境內的自由也沒有—縱然這裡中國一塊難得容許紀念六四的土地,死者卻可以平反麼? 縱然這方面支聯會也有表態批評,但可否將戰線拉闊至歧視六四倖存者的保安局,視將“王丹帶進香港”猶如把普選帶進香港般寸土必爭且視為己任呢?
又例如,天安門母親因六四屠殺，死去了子女親人，多年來一直未能公開悼念，如 這些當下的情況繼續發生，假使中國政府平反了六四，那又有何意義?而香港作為全世界最多人公開悼念的地方，我們每個人與六四的關係而是什麼？既存範疇的空間多著呢!像本網站去年的做法—我的六四故事徵稿 —般，把紀念的記憶帶回我們自身，重寫89年六四在香港而不只是天安門的一頁,也有待紀念六四的集體努力去完成啊!只要反省下去,六四紀念每年的火光絕不會熄滅!
文：陳景輝．葉寶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