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怕不能再找到說明這件事的更佳方式了。
四月九日，在因陳一諤言論而被炒作得超乎平常的一場六四論壇以後兩小時，民主牆出現了一篇非常不起眼的文章。文章大意是說，在那名說「天安門廣場上沒流過一滴血」的同學被噓離現場之時，作為一名當時在場旁觀的內地生，他感到無比的侮辱，並指出這種對異議不能容忍的行為也是一種暴力。
香港人可以一邊的高呼別人土共左狗，但卻不能容忍自己在別人眼中，也只是走資派、買辦之城、漢奸賣國賊。正如平反六四，卻連討論直接將賓語由北京換作支聯會，要求肯定六四「清場」以來二十年的(相對)穩定云云的邏輯的勇氣也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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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六四以後關鍵的幾年間，對整件事的理解，已經由因為北京藐視學生要求，決定採用暴力，導致六四事件，而因為支聯會之故出現範式轉移，變成了六四(意義上、定義上)就是罪惡，早已定性，無可討論的一元論。同時，內地也要找一個辦法去轉移屠城一詞本身內化的邪惡，結果就是以整個國家經濟實力上升一類的國家功利主義；當把個人壓至無限小，異化成螺絲釘之時，死一億人當然沒有問題。有趣的是，Causus Belli 並不是學生的要求，而是有人阻止軍隊執行公務。當然李鵬的戒嚴令從法理來說未必合法，但對國家功利者而言，本來就是結果先行，合法性只是一種達到目的的手段。
這種「一切都是穩定壓倒一切」故六四屠城有理，在近幾年的大學校園裏開始出現。也在這幾年，學界對六四的態度明顯轉趨保守；九零年學聯報上特約評論員一類的文章在今天出現的話，恐怕引來的不會再是一場對柴玲以至各方學生在事件中的角色的大激辯，而是無止境的批鬥。最少，當時六四只是被定性為北京行為令人痛心疾首，對學生的行為並沒有從定義上的全盤肯定。反倒現在，誰敢動學運領袖一條汗毛，明天立即見報。
學界以至整個泛民的保守/原教旨化，並不是一朝一夕。猶記得二零零四年，同樣是港大，也因為北上「面聖」和「七一救港宣言」兩件事在時間上過度的巧合，而出現質疑港大是否左傾的一場風波。可是，究竟兩件事是否同一件事，卻從來無人過問；而民主究竟是不是可以被簡單成sola democratia(唯民主故)也沒有人願意討論。整件事看到的，就只有不停的批鬥，批鬥，再批鬥。在這種單向思考之下，就算再過十年、二十年、一百年，也沒有反思或重新認識六四的空間，學生要成為義人就只有跟從支聯會立場一條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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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當日論壇之後。那篇大字報還有後面一段——他終於明白到，內地生在香港永遠都是異類。大家可以一起打球，娛樂，談起政治卻必然要吵架，他自此不知如何面對舍堂的朋友。若果從定義上就否定了六四中學生並非義人的可能，那就沒可能再和質疑平反六四的人溝通了。
至於同時反對學生和北京做法的就更不用說了。天安門上的學生已經被上升至神聖不可侵犯的地步，又或，兩者只有一邊必然有問題—縱使兩邊的問題在嚴重度上相當懸殊，意圖討論兩方不是的做法也被硬生生的殺回去。
香港泛民支持者的政治生態就是如此。民生經濟全部可以談，唯獨是六四普選兩個詞，卻連和對方辯論的勇氣也沒有。 當然，人民不會忘記對家每年五六月之交例必潛水的一次辯論，但這是更微不足道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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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陳一諤風波，換來了傳媒的爭相採訪，換來了香港學界對六四的突然關注，更加換來了對同一件事採取不同立場的雙方，變得更加對立，討論空間變得更少。平反六四，在這種非友即敵的環境之中，只會淪為無稽之談。
對學界來說卻是另一個隱憂。如果路走得比別人偏一點就會引來如此傳媒炒作的話，恐怕顯出的不是他們的疑似無知，而是「土共左仔」在路線上的寛容。多年前的和風事變已經是一個或許這和知識份子是其是非其非的風骨有所出入，不過如果對一個立場的堅持而要落至如斯田地，恐怕只會加快親北京組織在大學學界裏的滲透。多年前的和風事變已經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在那個時勢下的王耀瑩相信就算不是疑似土共也不得不把心一橫，走上妥協者的道路，一如二零零四年的兩位男主角現在的老闆分別是梁振英和馮國經一樣，民主派這樣走下去，只會淪落至國無可用之兵的田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