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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

「學生們不畏逮捕,堅持鬥爭,街上講演的人不斷增加。最後到六月四日,政府已關押了1150名學生。……面對這種武力報復的威脅,學生們不但沒有屈服的表現,反而增強了講演的活動。六月五日上午,在街頭講演的學生已達五千多人。每個街道、胡同、公園、市場都變成了公共集會場所。他們站在木箱子上慷慨陳詞、聲淚俱下。北京當局已不能再逮捕更多的學生,只得驅散那些為學生們的講演深為感動的聽眾。」

「在大逮捕的高潮中,全市大部份學生顯示了決心和作好了進監獄的準備。他們身背被褥,準備在拘留所裏安身。員警往往被學生們的愛國精神所感化,變得對學生同情起來。當上司看不到時,他們就讓學生到旁邊街頭去講演,說道:『我們和你們站在一起,但是不想惹麻煩,請往那邊走一點』」。

「教員們也前來援救學生,送來了食物和毛毯。北京教職員聯合會的八名代表,其中包括匯文大學的一名美國教授,衝破阻撓來到學校監獄慰問被捕學生。……學生監獄中的慘狀一經在公眾中報導,立即引起了一場抗議政府的風暴。各團體組織……代表及個人代表數百人,前往監獄,慰問被困禁的學生,向他們提供食品和其他援助。但是對所捐助的錢,學生們都拒絕了」。

「六月四日下午,上海學聯在收到從天津發來的有關北京大逮捕的電報後,立刻掀起了更強大的爭取工商界支持的運動。他們火速散發了載有這一消息的新聞號外、標語和傳單。晚上七點以後,街上到處都是頭戴白帽的學生在發表慷慨激昂的演說」。

然後,「六月五日早晨,罷市果然開始了,天剛破曉,學生們就已開始上街演講。早晨,整個南市區的商店都沒有開門。運動迅速擴展到相鄰的市區。上午八點左右,法租界周圍街道兩旁的商店參加了罷市,約一小時後擴展到法租界。上午十點到十一點之間,又擴展到公共租界內的英美租界區。罷市像野火一般繼續向閘北蔓延,中午時分遍及了全市,隨後又擴展到郊區。各種店鋪、包括娛樂場所和飯館都關了門,只有一些外國商店例外。這就是說,在幾小時內,一個擁有153.85萬人口的城市被臨時安排、倉促組織的商業罷市所席捲,以支持1.3萬名罷課的學生」。

「商人罷市使整個城市呈現一片淒清,超出了西方人的想像。……但上海並沒有變得人走城空,相反,在街頭聆聽學生們講演的人越來越多。全市各個商店的門窗都貼上了白紙標語,上面寫這樣的口號:『商學一致,速起救國』、『還我自治、釋放學生』、『不懲賣國賊不開市』」。

余生也晚,一直要到上個世紀的九十年代初,才讀到周策縱先生在1960年五月四日出版的經典《五四運動:現代中國的思想革命》(The May Fourth Movement: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當我看到上面這一段乾淨簡潔、絕不煽情的文字時,竟不禁悲從中來,眼淚不住,一個人在夜裏圖書館的小桌上低聲哭泣。多年之後,我和大陸一些年輕朋友談起這段文字與自己當時的反應,他們明白我說的道理,但顯然不能體會其中的苦澀。

其實那也不純然是苦,而是時空壓縮在紙頁上所生的恍忽;歷史對我們開的玩笑,表面重複,原來是變奏;巨大的渴望使我們相信一切美好「就立刻要實現」,但卻在瞬間潰散灰飛。我甚至懷疑在另一個平行的空間有另一種現實:

「就像當初迫不及待地逮捕和關押學生那樣,政府現在又急切地想擺脫學生。六月七日,四名教育部人員作為『非官方代表團』到拘留所說服學生離開,但沒有成功。第二天政府又派了一個兩人『勸慰代表團』,其中一個是國務院秘書。他們向學生解釋,政府承認犯了錯誤,表示歉意。員警也表示了歉意,並派汽車到學校門口。許多社會組織派了幾千名慰問代表,他們在政府和學生之間進行調解」。

「只是在這種情況下,自願關押的學生才于六月八日在鞭炮和歡呼聲中走出學校監獄,前去參加同學和市民為他們舉行的熱烈的群眾大會和歡迎儀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