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式：穿越假對立
齊澤克討論意識形態作為一個幽靈般的概念時，舉了一個例子說明新與舊的辯證。許多人指，所謂「虛擬的」、「數碼化的」性愛，代表著與過去的根本決裂：新時代來了，人類性愛不再需要肉身對像！但齊氏指出，面對這種大呼小叫，首先就要揭穿所謂「真實性欲」的神話。拉康「不存在性關係」的斷言，不是老早便闡明了所謂「真實」性行為的結構就存在著與生俱來的虛幻性嗎？對手的「真實」肉體只是作為我們虛幻投射的一種支持。對齊氏來說，錯認某事物為新，與無視某事物的嶄新性，雖然表面上對立，但都是當今所謂後意識形態年代的意識形態煙幕。
ideology，意識形態字義本身的演變史，不就是說明相關的新與舊的辯證的上佳例子嗎？ideology原為法語，結合了idea（觀念）和logy（研究）的意思，是 18世紀末尚在經歷啟蒙運動的新發明。這字表明了一種態度，即與舊有的宗教世界觀決裂，宣示一種透過實證觀察研究所有現成觀念的志向。後來拿破倫卻恃着教會建制的靠山，將之批評為「污煙瘴氣的形上學」（cloudy metaphysics），認為每事問的精神，簡直是法國倒楣的源頭。ideology出師未捷，首度沾上負面意義。
將這個字大幅引申的，當然是後來的馬克思。今天的用語裡，意識形態有了所謂「暗箱」（camera obscura）、虛假意識、服侍階級利益、遮蔽社會矛盾等批判性的意義，就是拜馬克思所賜。後來列寧史大林毛澤東等所謂實存社會主義國家的墮落，便更惹人口實，令意識形態正式落難為一個備受批判的概念。70年代末列根戴卓爾上台、89北京民運及東歐的「蘇東波」，資本主義在全球全面取得勝利，意識形態幾乎可與社會主義及共產主義互換使用。所謂「意識形態的終結」之類的說法，其腦殘之處，不僅在於以為鐵幕倒下便等同意識形態的不再，還在於缺乏歷史眼光，無視這字的豐富多意，及變化發生的各種條件。
將之轉換成問題，難道我們已實現了啟蒙運動的理想，能夠擺脫枷鎖自由自主行使理性嗎？難道馬克思所分析的各種資本主義拑制與剝削經已消失了嗎？更切身的，難道八九民運的各種理想已實現了嗎？上述目標一天未實現，意識形態相信便從未消失過；甚至當我們認為能快樂地消費，這些目標便已痛癢無關，就更說明意識形態已獲得全面統治。
第二式：釋放六四（從而捉得更緊）
在這格局下，看近日在大專院校關於六四的種種爭議，便能有更清晰的立足點。從3月下旬城大鬧出評議會阻撓出版及派發六四特刊開始，至港大陳一諤的連串爭議，到早前嶺大有同學在校園裡自發舉行延續六四精神的64小時禁食行動（早幾天讀報連學聯亦有意仿傚了）和中間理大亦舉行了討論六四事件的論壇等：看似矛盾的是，彷彿新一代冒出頭來了，但這一代對六四的態度及行動，卻不一定是按理出牌的，至少不是按平常對大學生的預期。這說明了甚麼？
進入這問題，便要先回顧廿年來的紀念活動。家父母不是勇於表態遑論爭取的人，89年4月學運爆發，十歲不到的筆者就是呆在家中看電視。六四於筆者的意義，其一是首次能通宵看電視。記憶裡當時通宵達旦甚麼節目的內容都是天安門，從公仔箱中看到又打風又落雨甚麼的，幾十萬幾十萬的人在街上。後來聽前輩說，支援活動當然集中在港島的馬場、維園、立法局等，但也有大量非市區的居民自發在屋村舉行聲援遊行，聽說中大的同學當年更由馬料水徒步出市區！
這可能是香港人近幾十年唯一可以毫無顧忌，以行動或輿論集體表達政治立場的機會，無論今天已是如何今是作非。連文匯報都可以腰板挺直「開天窗」支持學生，任何人向北京政府表一個生命中最肅穆的態，都沒有猶豫的餘地：其時香港的時空極度獨特並可一不可再。親身經歷者，適逢其會親歷了慷慨激昂的日子，經驗了曇花一現不可複製的主體經驗，是事實。然而20年下來，「平反八九民運、追究屠城責任、釋放民運人士、建設民主中國」卻幾乎就等同了整場八九民運的所有意義，成為了紀念六四的主題曲。
大專院校學生會近年常傳出被親中學生及學生組織滲透，在這脈絡下，今年港大陳一諤君，及城大評議會認為六四與城大無關等，其實不應令人感到太震撼。不同院校學生會今年人浪似的先後在「六四是獨特及可一不可再」這前提大肆抽水，才是真正的警號。認為學生面對六四這個議題，需要更多理性的「了解」及「討論」，其實不過是借力於某種共通而看似無可辯駁的立足點：六四的經驗是獨特而不可複製的，我當時便不在場，甚至未出世。基於這無知者的立場，對六四作事實層面的質疑，還可幻化成某些認為同學永恒需要多了解多討論的「積極性」。也就是把後八九的人都囚禁在六四的所謂「事實」層面，同時亦宣判未知者無權表態或參與。
廿年過了，香港不錯是還未能容許王丹入境，但回歸十多年了在維園高呼追究屠城責任，似乎還是安全的。今年大學一年級的學生，如果是幸運地一條龍直升大學的話，大概有為數不少是剛好於89年出生的。在一個安全的地方重複安全的悼念動作，與一年級的大學生立於無知的立場拖民主運動的後腿，分別有多大，似乎才是具排戰性的思考題。
天安門上學生的愛國熱情、追求民主自由的堅定不移，令其具有太陽一樣的巨大道德力量，這當然不容否認。但如果按齊澤克的思路，面對這兩難——六四是獨特的，對人能產生不無法複製的烙印，後來者也就永遠無從進入事情的核心——第一件事其實恐怕是要先解開慣常「六四」的魅。究竟這道德力量的核心是一系列凝定的悲壯史實，還是學生超越的對抗性？任何嚴格意義的政治行動都至少有創造形勢及具明確對抗性兩個面向，而非如學鋼琴般操練考資格試後才能見人。如何持續引爆這種對抗性，才是繼續把活動辦下去的理由。
第三式：尚未到手，越要捍衛！
早前嶺南有同學自發進行了六十四小時的禁食行動，希望在校園內的廣場打開一個思考六四的空間。在今天吹不縐一池春水的校園祭出禁食這種不合規模的殺著，從時機及校內同學的反應看，效果並不很理想。然而，正是如此不合天時地利人和的意志，令筆者想起當年北大絕食團的〈絕食書〉：
「… 盡管我們的肩膀還很柔嫩，盡管死亡對於我們來說，還顯得過於沉重，但是，我們去了，我們卻不得不去了，歷史這樣要求我們。……絕食乃不得已而為之，也不得不為之。我們以死氣概，為了生而戰。……死亡，在期待著最廣泛而永久的回聲。……別了，愛人，保重！舍不下你，也不得不告終。別了，父母！請原諒，孩子不能忠孝兩全。別了﹐人民！請允許我們以這樣不得已的方式報忠。…」
重讀這篇絕食書，最令人動容的，是學生重疊了戰戰兢兢及義無反顧的矛盾心情，既認為歷史已選定了他們，同時也了解自己的柔嫩及牽掛。他們也深知自己並非完美的聖人，並不是瀟灑地承擔必勝的任務，但在物價飛漲強權高懸官僚腐敗等情況下，他們站到了挽狂瀾於既倒的那骨節眼。
當然不是要把嶺南的同學抬舉到天安門學生的級數，然而這種清心寡欲地要克服甚至針對各種不利條件的心態，難道不就是今天最需要的嗎？天安門學生的要求，今天比原地踏步應好不了多少？多少人已經說過，整場民運不只有屠城一刻，其意義也不應濃縮成屠城一幕。絕非為屠夫說項，而是與其要爭辯過去今天未來民運動的參與資格，更應念茲在茲的，似乎是學生未竟之志。應捫心自問的，是我們現在是否能重新承擔，學生當年柔嫩而堅定的意志？多少人也說過，紀念活動越來越形式化，時間相隔越來越遠，香港歷經回歸與中國融合亦日深，如果在過程中似乎順理成章地放下了學生當時最核心的對抗性，甚麼活動都是白搞了。
據心理分析的定義，所謂憂鬱，並非簡單「怕失去」，而倒是指主體擔心自己與一直上下求索的對象無法維持原來的關係。對抗六四憂鬱症，就是要堅持一個悖論：越未到手，越要捍衛！
另一版本刊五月廿二日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