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山雨欲來風滿樓
１．１６ 講多錯多
當群眾的「抑鬱症」日漸發作，政府卻沒有好好安撫大眾的悲觀情緒，振奮人心，反而說了一些令人反感和洩氣的說話，加重香港人的「病情」，徒添社會的戾氣和挫敗感。例如行政會議成員錢果豐指責社會並非沒有就業機會，不過是人們不肯接受職位及收入低微的工作而已。他的同僚方黃吉雯更批評群眾總想政府護蔭他們，只為了資產貶值之類的事情煩惱，忘記繼續努力和奮鬥，不肯去進修。一些高官更建議失業者自行創業或北上中國找機會，無視創業之路難走，不是人人適合，隨時賠掉所有積蓄，而北上工作的香港人大多是先在香港受僱，然後才派駐大陸，甚少孤身到大陸求職。上述言論非但反映高官權貴對民眾的困境冷酷和無知，更叫每天都在努力保住飯碗的群眾不滿，覺得官員沒有想辦法振興經濟，只顧推卸責任，一切都是失業者的錯，跟政府無關。面對一蹶不振的經濟，一籌莫展的官員總愛聳聳肩，然後推諉於「外圍經濟因素」。
如果說錢果豐和方黃吉雯之類的言論，是因為香港經濟在Ｏ二年之前還未到底的話，那麼到了Ｏ二年仍在大放厥詞的，便更難叫群眾原諒。身為工會（親共的工聯會）領袖的鄭耀棠晉身行政會議成員不到一個月，便彷彿背叛了基層似的，暗指建築工人在一次罕見的「激烈」追討欠薪抗爭行動，是「有勢力人士」（意即黑社會）在背後煽動，隨即受到責難。另一位高官問責制下的新貴、工商及科技局長唐英年在空降政府前夕，不知是戲言還是慨嘆，向記者訴說自己有生之年，失業率不可能回落到九七年的水平（２．２％）。這句說話雖是道出不少經濟專家的預測，但聽在市井之徒耳中，便覺得刺耳非常，也教人洩氣。
不過最受爭議的卻是梁錦松。當他在Ｏ一年從銀行界轉任財政司長後，即擅於利用傳媒鎂光燈，向市民宣揚他的「理財哲學」，一時說「賺到的錢不屬於你，所花的錢才屬於你」，一時又明言政府「不會開倉派米」，只會「教人釣魚」，鼓勵人們仿效一位向中環上班族賣湯水的生意人，多點運用創意，秉承《誰搬走了我的乳酪》（Who Moved My Cheese?）一書的精神積極求變。翌年他更在宣讀預算案時，巧妙地引用歌星羅文七十年代所唱的《獅子山下》一曲的部份歌詞，著大家「放下彼此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去試圖振奮民心，鼓勵香港人重拾六、七十年代的拼搏精神，「攜手踏平崎嶇」，「用艱辛努力寫下那不朽香江名句」。由於人們早就聽厭董建華的嘮嘮叨叨，梁錦松的談吐表現叫人眼前一亮，贏得不少人一時讚賞，民望升至頂峰。
只是任何政治公關化妝，最終掩蓋不了真實面貌。踏進廿一世紀的香港，跟三十年前的「獅子山下」年代，已截然不同，社會流動性大減。對身處社會底層的低技術勞工來說，單憑努力而飛黃騰達的機會已很罕見，不懂英語更注定他們終生難以向上攀，「獅子山下」的舊夢不過是海市蜃樓，跟當下現實格格不入。梁錦松就任一年半後，經濟繼續沉淪，人們也就失去耐性再聽他的「釣魚大計」，因為池裡早就沒魚了。湊巧的是，他引用《獅子山下》的歌詞半年後（Ｏ二年十月），原唱者羅文因癌症逝世，彷彿把「獅子山下」的精神也一併帶走（詳見第七章）。
到了最後，董建華談及失業時雖沒有他的部下那樣受人非議，卻是坦白得過了頭，說出自己的無能。第二屆任期展開沒多久（Ｏ二年七月），他在工聯會的聚會裡跟低下階層說，很同情他們的處境，叫他們要有信心，否則「香港的燈會熄滅」。可是言猶在耳，他竟然接著說自己「沒有靈丹妙藥」，他「唯一可做」的，是「集思廣益，跟所有同事日以繼夜工作，直到香港經濟成功轉型，直到就業問題獲得圓滿解決」為止。過了半年，他再次說自己沒有「Magic Formula」（靈丹妙藥），只能提供方向，而且解決時間需時（已幹了五年還不夠？！），所以市民要做好「心理準備」。他這麼說，贏不了市民體諒，反而突顯自己的無能，教香港人更加不能理解為何他要「戀棧權位」，瞎搞了五年，還要「連莊」。
就是這樣，從董建華到一眾權貴精英，七嘴八舌地口沫橫飛，反使大眾對政府失去信心，亦離心離德。相比之下，中國總理朱鎔基在Ｏ二年十一月訪問香港時說的一番話，便比特區官員高明得多，更使香港人安心。他一邊背誦梁錦松引用《獅子山下》的同一段歌詞，並大聲宣告：「我愛香港！」，一邊向群眾派定心丸，不把當時已經吵得鬧哄哄的財赤危機放在眼裡，因為跟他「這個『赤字總理』比起來還差得多」。難怪不少市民情願他於Ｏ三年初卸任後，南來香港當特首，索性由京人治港。
不管怎樣，「朱旋風」瞬間即逝，香港人很快便忘了他的安撫，重墮惡性悲觀循環。信心危機不斷惡化，並蔓延開去，令經濟陷入死胡同。與此同時，香港在Ｏ二年底傳來兩個壞消息。第一個是國際評級機構標準普爾（Standard & Poor's）把港元的長期債務評級調低，社會莫不視之為港元快要貶值的警告。另一個則是政府的財政儲備兩年內便花了一千多億，跌破三千億元水平，響起財赤警號。聯匯之不保、赤字之龐大，使社會各階層均感到香港的前途越來越暗淡，而政府官員也「被逼」苦心孤詣地為加稅減支出而舖路，令香港人在來年百上加斤（下一章將詳述）。
總的來說，經歷了五年半的跌宕，董建華治下的香港人像洩了氣的皮球，對未來失去了信心，只能滿懷悲觀和怨憤地邁向二ＯＯ三年。可是香港在此期間冒出的問題，不單是來自經濟的衰敗，還有特區政府在政治上的多番缺失。
（其他篇章見於本人的部落格 http://hk9707.blogspot.com/2009/02/blog-post_1852.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