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山雨欲來風滿樓
１．１９ 兩地的矛盾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英國跟中國簽下《中英聯合聲明》，訂明香港的主權將於九七年七月一日交回中國，中國元首鄧小平也承諾日後香港將實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並享有「高度自治」，「五十年不變」。於是在同一國度之內，經濟上分庭抗禮，一邊是社會主義的規劃經濟（儘管中國已在改革開放，惟當年改革仍是農村為主，城中物價依然由官方制定），另一邊是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政治上更是南轅北轍，中國大陸由共產黨（中共）獨攬大權，嚴密監控社會，香港則過著自由但未有民主的日子。深圳河兩岸儼如兩個世界，各有各的法制、貨幣、文化，甚至語言和文字。要兩個截然不同的地方安然地共處一國之內，並不容易。九七年中聯辦（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前身為新華社）主任姜恩柱來香港就任時曾說：「香港是一本深奧的書，不易讀，要好好學習才能明白通透。」五年後他離任時還說這本書看不完，而且不斷在增添新篇章。如何操作「一國兩制」，在主權移交前已是充滿未知數，難以預測運作起來是什麼模樣，遑論怎樣才算運作順暢。日後大陸與香港之間的衝突，既是一國兩制運作起來的摩擦，更是中國「與世界接軌」時的考驗。
按照北京的盤算，在一國兩制下，中國接收香港的主權只是「換一面旗」而已，一切現有生活和社會制度將保留「五十年不變」。其時英國人治下的香港雖享自由，卻仍是一套殖民地體制，縱有西方現代文明的三權分立（行政、立法、司法），但實際上，行政（政府官員）的一方權力獨大，並美其名為「行政主導」。由大眾選出來的民意代表（立法局議員），權力有限，可做的事不多，猶如花瓶一般。當英國人撤離後，北京打算照板煮碗，藉操控權力較大的行政機關來間接管治香港，把香港由英國殖民地，一夜之間變為「中國殖民地」，只需把國旗換掉便行。
有了上述緊箍咒的安排，再加上為了「垂範台灣」，中共不怕給予香港人言論、集會、出版、宗教自由，並允許司法獨立不受政府影響，以換取香港人的信心。最要緊的是，北京能操控權力最大的行政機關，讓它欽點的人順利當特首，然後由他去管理香港內部一切事宜。至於全民普選，雖然這關乎到北京能否操控心水的人當特首，是能否延續殖民地體制的關鍵，但充滿自信的中共卻認定經歷十年洗禮後，香港人不再抗拒中國，「民心回歸」，而且大局已盡在北京掌握之中。屆時即使香港實行普選，亦只會選出一個「愛國者」來當特首。所以北京能「開明」到在《基本法》內，白紙黑字列明全面普選是香港政制發展的最終目標，過渡安排只寫到接管香港的頭十年，二ＯＯ七年起香港有權實行普選。這是北京政府心目中一國兩制運作時的情形。
可是當一國兩制實際運作起來，北京的如意算盤未能完全打響。這主要是因為中共數十年來慣於操控國民生活，加上共產黨教條的影響，其做事方式跟香港的「核心價值」（註：Ｏ四年一班學者提出的名詞，泛指多元、開放、自由、法治、理性等普世價值）協調不來，彼此衝突難免。無奈香港跟北京從來不是平起平坐，而是香港屈從在大陸腳下。打從八十年代「前途談判」開始，香港人已被擯除出中、英兩國的談判桌，因為北京警告不要搞「三腳凳」。於是日後「兩制」出現矛盾時，天秤必定向經濟和政治制度皆落後的中共傾斜，讓北京以「一國」的名義，砸爛「兩制」（正確而言，應是北京借一國之名，以大陸的一制扳倒香港的一制）。如此一來，香港人便注定受到歷史的考驗，看看他們會否站出來維護自己的體制和核心價值．以免《基本法》保證的自由和權利，淪為一紙空文。
值得注意的是，八九年中國爆發的民主運動和六四屠殺，使大陸和香港之間起了變化。這邊廂香港人被血洗場面嚇得爭相移民他鄉，流失數以十萬計的精英。即使三年後中國重新踏上改革開放之路，但花碌碌的金錢始終無法把血腥完全洗擦掉，不少人對北京的恐懼未能完全釋懷，而從政者對六四的立場更是一塊照妖鏡，讓市民辨別忠奸。那邊廂中共亦從此有了心魔，不惜一切代價，甚至背叛共產主義思想，但求政權能千秋萬代苟延下去，對香港也失了去自信。鑑於香港人曾積極參與當年的民主運動，創下過百萬人上街的紀錄（當年香港人口只有五百多萬），還籌集上千萬的金錢支援天安門廣場上的絕食學生，鎮壓後則秘密替通緝的民運領袖潛逃外地，這一切一切，氣得中國官員一度公開把香港喊作「顛覆基地」，並慎防外國勢力利用這基地去「和平演變」大陸。為此中共立刻把草擬中的「香港小憲法」（《基本法》）的自由度收緊，留下一條箝制社會的尾巴－－廿三條。可誰也沒想到，這竟是後來觸發數十萬人上街的導火線。
與此同時，這次民主運動使司徒華和李柱銘聲名大噪，在香港無人不知，於是他們帶領的「民主派」議員，在往後的選舉中每每得到過半選民支持，刺激北京插手干預，壓抑民主派。例如立法會的組成設計，主要是嚴防民主派坐大，好讓得票過半的民主派，反而在議會中永遠淪為少數，無力否決政府的草案。事實上，六四過後政治改革在大陸成為禁忌，連帶香港亦受影響，中共無人敢把香港當作「民主實驗場」。就是這樣，全民普選雖是香港政制發展的「最終目標」，但北京卻同時強調要「循序漸進」，藉此無限期拖延下去。
北京對香港的民主普選有多抗拒，可以在他們如何對待彭定康（Chris Patten）中暴露出來。一九九二年，唐寧街（Downing Street）派來的最後一位港督彭定康作風開明，不但大增政府透明度，開啟社會自由風氣，還不惜鑽空子替香港人擴大民主，在設計「新九組」（新增的九個功能組別席位）時，讓所有在職人士也有機會投票。為此北京氣得七孔生煙，不惜抓破臉皮，一邊用「婊子」（妓女）、「千古罪人」等粗鄙言詞羞辱他，叱罵他「三違反」，一邊計劃把按照彭定康「政改方案」下選出的立法局議員，在中國接收香港當天通通「趕下車」，另起爐灶成立一個由「保皇黨」控制的「臨時立法會」。事實上，中共雖承諾香港最終會有普選，卻認定英國人撤退前夕突然加快民主步伐，是「不安好心」。
其時彭定康治下的香港人仍是「經濟動物」，對中、英兩國之間的政制爭拗不大關心，既不瞭解，又覺厭煩。在泡沫經濟下，大多數香港人寧願費神去賺更多的錢，政治上但求一切不變，彭定康力掙回來的民主化選舉，其投票率依舊不過半，市民毫不踴躍（少於一百萬人投票）。然而英國人遠去後，面對中央的壓力，香港人只能靠自己去保護本身獨有的一制。平素視政治為骯髒邋遢的普羅大眾，被逼學習「港人治港」，越來越「政治化」了。
〔年表四 過渡期的主要事件〕
（年表請參考本人的部落格 http://hk9707.blogspot.com/2009/08/blog-post.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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