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九當年被文化界推倒重來，全因其思維與方案根本不能代表文化界意見，不能幫助推動香港藝術與文化，更莫說開拓視野及尋找香港獨有的文化道路。如今，關心香港文學願意站出來提意見的作家，努力拋磚引玉拉闊我們對文學及博物館的想像，為將來西九加添更多未曾想過的可能，卻即時收到如韋煖一文的大反調。韋文思維的狹窄、觀念的保守及內化「河蟹」的程度，實在教人吃驚！我們還未知道會不會有文學館，但討論文學館的空間已被打壓。更詭異的是，韋煖刻意批評跨媒介文學表演，到底這類活動與應否建立一個文學館有多大關係？再者，推動的意義在於鬆動及反思既定的想法，破除現有的侷限及因時地而創造更大的空間，討論跨媒介文學表演應從其存在價值、成效及侷限來看。筆者作為曾籌辦詩會及跨媒介活動之人，閱其片面之詞深感憤怒，不得不從實際經驗客觀地談談這個文學現象，以正視聽。
參與詩人不是貪圖虛榮的傻瓜
作家為何要辦跨媒介文學表演及展覽活動？又為何以作家主導，而非熟悉表演形式或視藝策展人士？答案簡單不過，活動的大前提是文學，而作家關心的就是文學作品。他們希望透過不同類型的閱讀經驗，開拓文學的可能，擴闊讀者群及其視野。舞台或展場是個平台，表演與視藝作品是種形式。如韋煖真的目睹此類表演或展覽，應不難發現，觀眾最終的目的乃在於文學作品。台上或台下者，都明白這是一個文學活動，實不明白為何誤讀成「可以登大雅之堂的表演藝術」。更可笑的是，韋文以表演藝術的角度來評鑑文學活動，做法完全不公平，亦漠視參與表演者的用心良苦。
於韋煖筆下，上台的詩人都有過於澎湃的表演慾與自信心。詩人不是沒有腦袋的o靚模，相反，當中不少同時是酷愛或專於表演藝術或視覺藝術的文化人。看表演看展覽是他們生活的重要部分，是他們的專業。詩人答允上台「朗誦」不是沒有猶豫或顧慮。懂寫不代表懂讀，懂以文字創作不代表懂以聲音、形體、影象表達，詩作於紙上發揮效用不代表一定適合放上舞台。統統，他們都清楚知道；他們同時願意走出筆桿與紙張，坦誠認識與寫作截然不同的場域。卅多年來此類文學活動仍繼續，原因相當簡單。跨媒介活動是個橋樑，是邀請其他界別的藝術家進入文學討論的策略，是讓作家以另一種方法表達其文字創作背後的考慮，與讀者交流。正因為香港大眾欠缺文化底蘊及文學欠缺生存空間是個不爭的事實，香港才需要有心人，於數十年來不斷積極辦雜誌搞活動開寫作班，爭取文學的空間，宣揚文學的重要性。這全是無私的奉獻，犠牲個人以成全大眾的事工。
籌劃背後的深思熟慮
那有沒有可能聯絡專業演藝或視藝人士合作來籌辦跨媒介文學活動？當然有，但執行上會遇到不少困難。合作的藝術家或表演者是否熱衷於文學及對文學有否一定認識是個基本問題，而不同界別人士如何理解文學倒不是個問題。這情況並不是香港獨有的處境。當代西方視覺藝術歷史出現不少以文字、書本或閱讀為創作概念的作品，但到底這只是站在視藝專業去談視藝的例子，而不是關心或討論文學的作品。1986年香港作家與視覺藝術家合辦的《詩與視覺》，或是2000及2001年舉行的《詩城市集》詩人、藝術家及設計師合作計劃，都有類似情況。儘管文樓、蔡仞姿、陳育強或劉小康等人對文學持開放的態度，其視藝作品與文學有多大關連，各參與者自知。而以文學作品為藍本的舞蹈表演或戲劇，早於八十年代的進念或九十年代藝穗默劇團已有試驗，惟暫時來看仍多傾向於表演藝術的事情，舞台與文學產生了多大的化學作用有待重塑，而試驗沒有延續下去也是個問題。因而，筆者於2005策劃《詩人物語》展覽時，故意只邀請詩人，透過視覺藝術展覽的框架，讓詩人及詩作於二樓書店與讀者對話。或是2006年文學節的跨媒介表演活動上，舞者與樂手均是達成活動的協作者，於中央圖書館提供的「不完善、不專業」的舞台上成就一項令近三百位觀眾滿意的文學活動。以作家為本或以作家為主導的做法，是經過眾人多年經驗累積下來暫時的權宜選擇，而並非「令人啼笑皆非、粗製濫造」的生產模式。不然，歷屆「香港文學節」不會持續鼓勵跨媒介的文學活動。
要多元討論不要保守自封
跨媒介本身是個優勢。它可以破除藝術形式之間的屏障，擴闊人們對於藝術形式的既定侷限，翻新不同藝術形式與觀念。然而，這同時是個尷尬。尷尬乃在於現時的嘗試暫未取得合作各方的平衡，仍擺脫不了先後主次的逼不得已做法，更未有足夠的例子作為討論材料，營造跨媒介藝術形式的空間。藝術形式的分類觀念牢固是個事實，文類的壁壘分明亦是阻礙開拓思維的羈絆。我們都過於習慣安然於框框裏，不然，不會出現「文學不需要一個館」的狹隘說法。知前路難行仍要行，看到不足與問題就要著手改。要改變環境改變人們想法並非三數年能成的事，窮作家畢生努力換來小一步的進步都算值得。說到底，香港需要有心有力的作家，不要當年保守及「河蟹」而惹來的西九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