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鉴于可笑的传言甚嚣，算给未谋面的朋友们自我交代下如何上“贼船”的，“以正视听”，呵呵
出于个人遇到的问题，2004年9月去北京上访过一次，在北京上访期间的所见所闻让我见到了一个普通百姓看不到的另一面，这次上访使自己有所觉醒，指望现有制度解决问题和获得法治已是枉然，所以那次慎重走了全部流程后，就放弃了指望现有制度能给什么公道的指望，为了自己，也为了后面的人，决定“改行”去“搬路上绊人的石头”。
需要说明的是，和那些天生就是民主战士的朋友相比，咱只是一个从维权走向觉醒的百姓，绝对不是什么先知先觉的人物。
2004年曾经写过一些批评那些部门恶搞的文字，并因此被公安部门出面要行政处罚和要罚款，后因他们的行为实在说不过去，处罚改成警告。
但自那以后，在互联网上就几乎发不出任何内容了，偷偷注册的帐号稍后就会被删除，当时还没意识到，也没敢想家里的上网帐号会被监控。
直到2006年，这种情况有所改善，可以开博和发表一些文字了，开始写一些批评的文字，自己也准备有所行动，去更积极的做些事情。中国没办法搞组织来寻找共同想法的朋友，想过很多方法，但都存在各方面的瑕疵，最终在2006年12月以个人名义办了一个“老百姓互相帮助网”(又名“老百姓帮老百姓网”，此网站已于2008年12月被当局强行关闭)，这已是当时用来合法联络朋友，组织活动的最好形式。相关部门当时也不明白“老百姓互相帮助”意味着什么，各种手续很快顺利办了下来。
2006年初，尝试通过依法起诉中国移动“做些文章”，但诉状刚递上去，中国移动就立即“改正”了相关行为，连“做些文章”的机会都没有，虽然这时对被他们一直掌控已有所感知，但还是不敢去想他们会对一个普通百姓这样做。
起诉一次就知道怎么回事，这只是锻炼的过程之一，无需再重复。那之后我一直寻找“队伍”，更急迫寻找做事的机会，我不是一个喜欢挂羊头卖狗肉和“占坑不拉屎”的人，自己决定了去做这个事情，就会全心身投入的用心去做。但当时能找到的，都还是遵从体制方向的朋友，自己也一直为此困惑，那时也不知海外有那么多有意思的网站。
2007年底，找到了当时有一定知名度的邹涛，经过一段时间的做工作，2008年除夕邹涛和我在市政府广场和华强北闹市拉了“期待民主中国”的横幅，并在街头发放了相关材料，因为没有经验，那次拉完就等着被抓，结果居然没事。
本来“初试小刀”后，和邹涛计划春节后再正式搞一个“猛些的”，但后来实施前不知道谁做了邹涛的工作，他说要先去做生意，对这都是比较理解的，他能去拉一次“期待民主中国”横幅，已经算非常不错了。
2008年春节过后，邹涛说让我过去坐坐，有几个朋友。我赶了过去，见到了赵达功和张津郡等几位，但看他们只吃饭喝酒，和津郡递上某公关公司老总的名片，很是失望，因为此前也见识过一些天天谈论民主的人，最后发现无非是借此寻找生意机会为主或者获取虚名而已。
2008年5月因为要去家乐福购物和深圳要传递火炬的事情，无端被本地国保软禁了几日。
后来因为质疑深圳公交调价的事情认识了老崔，老崔比较温和，也比较闲，一次他约了我和赵达功出来坐，自己那些日子正好没事做，也就去见见面。
见面后，听一些朋友介绍，才正式知道赵达功老师如此大名鼎鼎。
7月底一次吃完饭，急迫做事的我，当时就建议就一个话题和赵老师“打赌”，和那些躲躲藏藏比较怕的朋友相比，赵老师爽快多了，我们照了相，并且挂到了一些海外网站，这时也就知道了有这些网站的存在，从那开始，也认识了不少朋友和了解了不少战况。
后来收到消息，中国股市被z*恶意往下砸，虽然凭借自己的专业经验，已经能基本确认这一点，但因为事情太玄，也因为这是一件直接损害和欺骗中国上亿股民的大事情，慎重起见，我找了老崔，老崔出面搞了“万人赚房团”来小心求证，结果老崔第二次见报后，相关内容就被有关部门直接要求从网上卸下，全面封杀，也是该报近年少有的事情，直接进一步确认了此前的消息，也是10月23日发文准确说出几日后股市见底的其中一个原因。
后来9月又在香港《苹果日报》打了质疑“多难兴邦”的整版广告，又开始搞了仔细筹划并不少朋友参与的“国家改革建议书”街头公民行动。
现在和赵老师打赌过去了一年，自己感觉情况在加速变化，也相信这种变化会继续下去，我也一定为“自己赢了打赌”而努力，哈哈。其实十年太长，五年见不到成果都说明我们做的不够好，不够积极。
需要说明的是，既然走上了这个路，也做了一点点事情，也有了更多朋友的期望，所以个人维权的事情是早都不会去想了，现在的事情会专心专注做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