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敬慈（1999年香港大學學生會會長，現任教城市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
我不認識陳巧文，儘管這個名字在報紙上看了很多次。寫這篇文章支持她，是自感內心無法逃避的一點責任。2000年，包括我自己在內的所謂「學聯五子」被拘捕時，一波又一波的的社會動員，來自大學校方和大學老師，來自學運老鬼，來自社運團體，來自基層工會……以專業意見，以聯署聲明，以遊行示威的形式聲援我們，最後迫使政府放棄起訴。
今天和未來，當陳巧文和她的同代人，受到來自政府的不合理對待，或受到諸如偷拍的騷擾時，更加值得廣泛的社會支持。是她們，爲社會改革的可能性，拓展開了一個新的局面。2010年元旦游行，我留到最後，目睹了年青人們的憤怒和騷動。我站在旁邊，感受到其中的氣氛。一位朋友在Facebook留言：天道輪回，仿如隔世﹗置身中聯辦年輕人群中，想起的是當年衝擊新華社……不同的是感到她/他們比我更有膽色﹗我回應說：我有深刻印象的是不一樣的人數和氣氛，不再是個別人的勇氣。
對於陳巧文，儘管欣賞她發動罷免陳一諤，知道她一人揮動雪山獅子，看到她昂步於人前的姿態，可要爲支持一個人寫東西還是有很大猶豫。因爲我認爲所謂80年後的叛逆，是一個時代的轉變，這時代是回歸以來兩次經濟危機的産物，是從2003年7月1日50萬人進維園，7月10日10萬人包圍立法，2005年12月「Down Down WTO」的呼聲，到近年的保護天星、皇后碼頭、利東街的鬥爭……一步步地走過來的。
今天我終於决心寫點東西支持她，也是想借10年前的回憶，看看我們的社會和大學發生了怎麽樣的變化。作爲港大校友，我頻密地收到校長的電郵。例如，一到倫敦《泰晤士報》公布全球大學的排名，徐立之校長比起我工作的大學更快地發來電郵，不忘和校友們分享他的喜悅。2007年最高的排名是全球18。徐校長說，他超額完成任務了。
元旦遊行之後，陳巧文的家人收到警方的騷擾。她出席電臺節目，警察在門口等他，馬上將她拘留。這樣的事，10年之前，發生過，發生在我和港大、中大、科大的5 、6位同學身上。2000年初，身爲財政司司長的曾蔭權到港大演講，講「再創香港的優勢”，我們去抗議，口號是“創造誰的優勢？」。曾在論壇上透露，政府在考慮大學分科收費。4月，我們游行抗議，反對大學分科收費，「教育是人權，反對教育商品化」。6月25日，學聯舉行游行，“悼念” 人大釋法一周年，和爭取居港權的朋友在政府總部通宵靜坐。第二天清晨，被胡椒噴霧武力清場，想投訴可也沒有什麽好的門路。可是大約8月份吧，入境處發生縱火案。本來這和4月的反分科收費和6月的反人大釋法就沒有什麽關係。但突然間，先是我們的家人受到騷擾，後就是用不同的方法前後兩次拘捕我們。
陳巧文今天所經歷的警方的行爲，和10年前我們的遭遇相似。可是，陳巧文是不幸的，國際排名不斷上升的港大，已經忘記了大學的初衷。我在大學的四年也是鄭耀宗校長在港大的四年。鄭校長後來在民調事件中被趕下臺了。從清洗六四屠城標語，到阻止國殤之柱，到校政改革，我寫的批評鄭的文章已經忘記多少了。可是，當我和2000年的學生會會長張韻琪被警方拘捕的消息經傳媒傳出後的當天，大學就致電張韻琪，表示校方已經派出法律系的老師協助我們。港大的這一做法也得到中大的積極回應，他們也派出顧問律師協助中大的同學。
透過傳媒，我們瞭解到在陳巧文被捕之後，徐立之校長這樣回應說，警方仍未落案檢控陳巧文，目前不應猜測，而按照港大規程，若學生被法庭定罪，會將事件交學生紀律委員會處理，強調不容港大學生有任何不法及暴力行為。港大90周年的紀念刊，取名《90年的承傳》。自由、開放和包容，向來是港大的傳統。 1997年6月4日晚上，在大學道校長宿舍門口發生警民衝突之後，鄭耀宗從海外趕回來，和學生會開會後與會長王振星召開記者招待會，他說，那麽多有爭議性的事件發生在港大，說明港大是培養領袖的地方。當然我知道鄭的說法也是公關的技巧，可是，將學生積極參與社會運動的熱忱容易爲“不法及暴力行為”也不應出之一位大學校長之口。徐校長是60年代的過來人，沒有那個年代的青年激進運動，美國總統奧巴馬可能還無法進入白人專用的公園。40年後，人們再次爲青年學生運動喝彩。
對徐的言論，港大官員好像回應說，這是媒體的斷章取義。1999年的5月，港大學生會向部分傳媒放出風聲，可能會在6月4日深夜在校園永久樹立國殤之柱。傳媒報告消息的同時也引述當時的外務處處長陳均潤說，學生必須向校方申請，否則可能紀律處分的話云云。報道一出，我還未有向校方寫信抗議，陳處長就來信解釋，說這不是他的願意。陳在民調事件中和鄭校長一樣提早退休了，不過不是干預學術自由，而是在處理事件中技巧不足，大學請來公關公司代替他的角色。可是，我想，起碼在1999年的事件，他比今天的徐校長强。
我不知道徐校長有沒有向陳巧文寫信解釋是傳媒曲解了他的意思，他的真正立場是什麽，或許徐校長是不會這樣做的，因爲陳處長當年有的校內外道德壓力，徐校長不必面對了。所以陳巧文的不幸，不僅在於遇到一位忘記大學的初衷是推動社會進步的校長，而是一個對青年激進運動開始恐懼的主流社會。像香港這樣的發達資本主義都市，社會是大財團、大資本家控制，具體却是由專業集團或者人們慣用的用詞“中産階級”操作的，教授、律師、記者……在廣泛意義上都是這個專業集團的一部分。2000年民調事件後，爲數不多的學生包圍港大校長宿舍。社會學的一位老師以匿名的形式在《明報》寫文章，支持學生和批評校長。可今天，老實說，除了人數以百倍增長，與警察的互動形式上，並沒有大的變化。不是嗎？1999年當陳方安生在立法會提出議案，要求提請人大釋法時，我們拿著 “奠法治已死”的花圈，衝到立法會的門口，貼近走廊。可比較陳巧文與她的一代，10年前的我們是幸運的。社會學老師寫匿名文支持我們，法律系老師陪著我們上警署。可今天，不但沒有港大法律系老師陪陳巧文上警署，相反地，同樣是來自港大，提出「世代論」的社會學教授呂大樂在《信報》寫具名文章，這樣教訓80 年後的一代：「衝擊立法會超出和平抗爭範圍，而對於這種鬥爭的手段，我不表贊同」。
我不敢那麽快地下結論說，中産階級一定是犬儒的，因爲老實說，10年來，不知多少自認爲中産階級的人向下流動了，即使是被稱爲專業人士的也面對越來越難以忍受的生活和工作壓力。在廣泛意義上，我仍然視他們爲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儘管在很多具體事件上，他們的利益和來自基層家庭的人不一樣。可是，我比較肯定地的是，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劇烈抗爭，已經令專業人士/中産階級不安和恐懼了。簡單地說，他們怕亂。長毛在1月16日淩晨，對著數千年青人做總結發言，他說，這不是什麽世代之爭，這是年輕人引導的階級戰爭！台下掌聲雷動，聽得出，那不是禮貌式的回應。假如理性和和平的口號可以爭取到平等和正義，我不認爲有人會願意用身體去抗爭。香港專業人士/中産階級對所謂「暴力」的恐懼是一種情意結，這種情意結經不起理性的或感性的考驗。理性的一面，可以我們探索目前的香港，除了80年後青年所引領的方式以外，還有什麽方式可以爲社會爭取到民主，自由和平等？我們也可以參考歷史的經驗，過去人們是怎樣爭取民主，自由和平等的？感性的一種形式是，我們一起去聆聽和觀察，在1月1日的傍晚，在1月16日的淩晨，站在人群的旁邊，去聆聽去觀察去感受，你一定會開始疑惑，什麽才是暴力。在這基礎上，我們才能辯論什麽是暴力？或者是不是所有的「暴力」都是不合理和不可取的。
令我下决心爲陳巧文寫點東西的是，1999年幷肩在校園開展“抗議性暴力”運動的朋友憤怒地告訴我，《東方新地》跟踪和偷拍陳巧文。她問我，“我們能做什麽”。「能做什麽？」這幾個字提醒我，必須和陳巧文在一起，儘管我不認識她。1998年底，一批聲稱是港大女生宿舍偷拍的相片先在網絡流傳，後有傳媒報道和轉載。校方對此輕描淡寫，提醒女生在宿舍要小心關窗簾云云。事件促成了校園女性主義小組「XX小組」的成立，開始在校園推動教育工作，校方代表和學生會會長都被邀請出席論壇，接受意見和批評。不管是校方還是學生會都受到壓力。1999年初，事件再次發生，剛剛上任的學生會理事會與「XX小組」合作，在校園舉行游行和一系列的討論會，要求校方調查事件。學生會幷第一時間報了警並獲審理。事件過後，偷拍的元凶沒有抓到，可是大學應「XX小組」和學生會的要求，設立了級別等同學院院長的平等機會主任，在香港的大學中應該屬先例。同樣的，我們溯古思今，當陳巧文受到傳媒的騷擾時，港大的平等機會主任和警方有沒有爲陳巧文提供協助？
想起這些，就必然想起60年代的學運，不是那一代人的叛逆，就不會有今天人們對性別、種族和保育問題的敏感和醒覺。今天80年後的叛逆，和60年代西方戰後一代的叛逆一樣，已經爲我們帶來文化上、觀念上，至于社會結構上的衝擊。1968年的巴黎，學生霸佔大學的教學大樓。這不是對與錯的問題，在某種社會條件下，就必然出現某種社會現象。當學生走向叛逆，而大學却變得保守，那麽衝突就更難避免。
圖片﹕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