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一月十六日無線晚間新聞：就算直播記者隔成條街，都避不過抗議；就算下次避得過，都避不過觀眾對您的遠離。無線，請你反省吧！
先說我們的特約記者計劃，inmedia 2004年成立時，網上開始流行網誌，以「做自己的媒體」作為獨立媒體的方向，多年來，於獨媒的評論百花齊放，可惜都是以評論為主，或是一些時限性不太大的報導，當然近年也成為報導一些城市空間政治運動的媒體，但民間報導一直有所缺，inmedia終於在五周年之時成立特約記者團隊。Inmedia民間報導產量立時大增，筆者為完成本周記，也非正式訪問了幾位獨立媒體讀者，收集他們對計劃推出後的意見。他們見到這麼多特約記者報導十分開心，認為inmedia終於可以和主流媒體一樣對大事件提供主流角度以外的即時報導，對特約記者的機動性嘖嘖稱奇。
不過正因為特約記者可以憑記者證進出記者室，這也再一次測試著民間記者和主流記者之間的邊界，而亦有論者稱「反高鐵運動期間，示威者和傳媒間的關係陷入空前惡劣。」，相信這是機會讓我們重新檢視示威者、民間記者和主流記者的微妙關係。
示威者和民間記者
另類媒體一直圍繞著究竟自己是媒體運動還是運動媒體的問題之間遊走，幾年前有不少民間記者在示威現場按捺不住就投身成參與一份子，但幾年來經歷多次警方拘捕及檢控示威者後，民間記者愈意識民間紀錄的重要。如去年十一月廿九日反高鐵停撥款遊行後一班反高鐵示威者在政總留守，主流記者乖乖在警方安排下走到採訪區，隔十幾米遠拍攝，而民間記者在示威者的保護下，拍攝整個清場及示威者表達反高鐵訴求的過程，對紀錄和監察起了一個重要作用；而去年十二月廿七日一班《零八憲章》本地簽署者到深圳投案，在羅湖橋的香港境內有四人加一記者被公安拘捕的過程，亦有民間記者利用twitter和facebook現場直播，並清楚拍攝整個過程放上youtube，被電視台及翌日各大新聞報章所引用；而反高鐵幾次集會，亦有不少民間記者在各大網上渠道進行直播，由於手機上網的普及，再加上立法會外有免費wifi，令不少現場參與集會人士都可即時透過twitter推上最新消息，當時台上就有朋友邊和議員msn電郵通訊邊把現場情況即時報導。
民間記者與主流記者
由2005年反世貿的示威現場，到今年幾次反高鐵集會，民間記者和主流記者就為著爭奪拍攝位置，而擦出火花，主流記者對示威者的偏頗報導固然被另類媒體多番質疑，但同時民間記者不被視為記者 更引發「民間記者是否記者」的資格爭論。幾年來，這種緊張關係都慢慢轉變成一種默契，例如前述的《零八憲章》本地簽署者到深圳投案事件，許多主流媒體都引 用民間記者所拍攝的照片及影像（無線；原片）。另一方面，inmedia特約記者計劃推出後令他們可以和主流記者一樣推出立會及政府機關，令他們知道主流記者在報導以外的工作生態和行家耳語，galileo在一月十五六日在立會記者室的報導，就反映了民間記者既可因其對高鐵議題的專注認識和與示威者的關係，可為流水作業的主流記者提供資訊，但同時亦引發主流記者對特約記者應否在記者室的觀察和記者間的對話成報導的問題。
示威者和主流記者
香港的社會運動不如外國般具有組織性，可以直接動員，又因本地民間團體缺乏資金，不可能如政府般大賣廣告，因此過去民間團體亦只能依賴主流媒體宣傳行動訴求和理念的媒界，因此「唔可以得罪記者」成為戒律，只怕會被寫衰和抹黑，影響「見不到的市民」對運動看法，但現在社運參與者可以透過各個網上媒體為自己宣傳，令這種社運依賴主流媒體的生態有所改變。雖然幾年來多次大型群眾行動令兩者建立一些默契，例如記者，特別是部份攝記都會自覺不要為拍攝最佳角度而長時間阻礙活動流程（如集會參加者觀看台活動的視線）。
不過這種默契已滿足不了行動模式愈見多元化之發展，不少例子可見主流記者甚至成為示威 者，如元旦遊行當日，示威者拉開鐵馬堵塞德輔道西，筆者現場所見，主流記者其實成為堵路的推動者，事發當時西區警署示威區方向有示威者爬過鐵馬，當時幾十位原於中聯辦後門外的記者便立即走到對面馬路拍攝，立時就堵塞了一條行車線，示威者才借力打力拉開其他鐵馬，因此可說沒有這大群記者走到對面拍攝，根本也不能成功堵路，可是這些都不會在電視畫面出現；另一例子就是一月十六日傍晚開始「宇宙大苦行」時在台旁，有行動者嘗試爬過鐵馬，行動者只有幾位，但就有幾十位記者衝前拍攝，行動者還是拍攝者，剎那糾纏不清。
一月十六日反高鐵集會後，主流記者在其報導外的私人領域，就紛紛評論反高鐵示威者的行為，由電台記者Iris Hui在其facebook上撰寫《昨晚發生的事……》掀起爭論，討論由評論個別示威者行徑，至媒體與社運的關係，當中何雪瑩《別以犬儒蓋過正義》、覃純健《媒體的眼光，不應只放在昨晚發生的事上》、《強姦犯與暴民》和Dora Choi《記者不要與民為敵》均值得一看。有記者指討論令記者分為兩批，一班所謂較理解示威者，另一班就是不同意示威者行為的記者，其實前者較多是專題記者，後者一批就較多是所謂的 daily記者，這正反映新聞生產線對與被採訪的示威者的關係有著絕對的影響，feature記者有較多時間亦可較專注採訪，亦可建立信任關係。
過去示威者對媒體機構的偏頗報導有怒不敢言，但今天主流媒體數目愈來愈多之餘，另類媒體出現已令免費電視台不能成壟斷。鄧小樺在其節目中提出一月十五日晚當她上禮賓府，聽到三千人在無線新聞拍攝時大叫CCTVB，驚見媒體生態就此改變。這對於電視媒體尤為明顯，去年六四「事旦男」出現後就開始掀開戰幔，筆者在幾次大型群眾集會（包括六四、七一、元旦遊行、及幾次反高鐵集會）觀察，示威者是絕非無的放矢，乃特別針對無線電視而行的，對於其他電視台卻沒有類似行為，筆者更甚至聽聞當NOW拍攝隊行過示威人群間時，有人說「Brother喎！」而讓路予拍攝隊，事實上，示威者無非希望抗議某些傳媒機構的偏頗立場，但示威者如何可以在現場抗議媒體機構而避免針對前線記者之間拿掐平衡呢？另一方面，影響直播進行又如何可令電視台觀眾及電視台高層反省其公司問題呢？筆者試圖從觀察所見有幾種影響電視台報導的方法，嘗試分析示威者的目的和表達手法：
一． 中止採訪－用物件阻擋攝影機現場拍攝，令記者不能近距離拍攝現場實況。大家可嘗試細看元旦遊行示威者堵路時，和一月十六日晚無線電視的直播部份，若非遠距離拍攝，就是所得片段配上記者旁述，記者難以在近距離現場進行直播報導，對於直播新聞而言，這些影像令新聞性大減，不過他們沒有做不成新聞，不知道會否令觀眾轉台看新聞呢；
二． 當直播時在記者旁舉出抗議手勢或大叫反電視台的口號（最流行如CCTVB／無線新聞，是是旦旦）－示威者或會期望電視觀眾會收聽／看得到他們正看的電視台正被人抗議，但更通常出現的情況是，電視台採主根本不會用那些片段，結果為求拍攝到人群間的畫面，如在一月十五六日，就有攝記用黑紙蓋過攝影機上的公司標誌或使用租用機，同樣這些影像令新聞性大減，不過，掩飾身份的方法若不被發現固然影響公司公信力，若被發現更招致現場示威者反感；
三． 針對記者／拍攝隊個人行為－一月十九日明報社評就指出幾項針對記者個人的行為，雖然記者不是純粹異化的勞工，任由上司剪裁報導，記者也可以在其空間上衝出血路，或者索性唔撈，但若以改變電視台報導方式為行動目的，這些行為是否成功就好視乎電視台高層是否一個良心老闆和具反思的媒體了；
對主流媒體不滿的人已經行動起來了！各大主流媒體的老闆們總編們，如果你們眼見明知這些行為是衝著電視台而非記者個人而來都無動於衷，如果你們都沒有反思這些行為的背後原因，反思報導手法，而避免事情繼續發生，卻討論如何轉換拍攝角度與方法，或者只是換一些「夠硬凈」的前線記者落場，只會繼續招致示威者和前線記者之間的矛盾，令報導新聞性愈來愈低，觀眾最終只會離你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