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敦對我來說是個久住會陷入憂鬱的城市。」朋友這樣說。
「憂鬱」這詞，實在貼切。
確實，留在倫敦是自己的選擇，為了申請簽證，不僅花了很多時間和金錢，還流了不少眼淚。每次看到英國政府收緊移民政策的新聞，神經便崩緊，總以為他們說的就是我。幸運地謀得了一份正職，但由於證件遲遲未批，本應二十星期的試用期也無了期地延長。我總是有意無意地避開人事部的同事，當他們問我從哪裏來、在倫敦做什麼、有什麽計劃等等，我也特別警惕，深怕說多就會透露「二等公民也不如」的身分。不過，我的膚色和咬字，已給人很明顯的綫索。
炙熱的擔心，最後得到回應，批准居留兩年的簽證，在二月的一個星期六上午，砰的一聲被掉進門口。雖然妾身已明，但我仍是個不折不扣的外來人。
在英國生活，首先要學的是「寬容」。年頭開始巴士加價百分之二十，其他基本生活開支也接踵而來的漲價，水、電、煤氣等都聲明加幅會比以前更甚，未來十年至少漲百分之二十。這些公司的超級利潤，與解僱潮、減薪潮和國家巨額負債形成強烈對比。今年的冬天十分漫長，三月倫敦的晚上，仍會在攝氏零度徘徊；新年前後，更是暴雪成災。然而，越來越多的家庭，卻只可在暖氣和食物上二擇其一。
政府大幅裁減大學開支，而無論哪個政黨勝選，學費也將大幅增加。就在社會矛盾不斷惡化之際，政府一面繼續出兵海外，一面加強國家機器的鎮壓力量。在這個人均閉路電視數目舉世無雙的國度，内政部除在倫敦再加裝一百部閉路電視外，又撥款二十億英鎊加強網絡監控，要求網絡供應商將所有網上活動同個人資料配對，製作數據庫供政府使用。對那些當局認爲會危害國家安全的人，政府可以拒絕説明理由、不經公開審判，就向他們實施「管制令」：受管人被裝上電子追蹤器、限制活動範圍、不准使用手提電話和上網、甚至不能乘搭公共交通工具。
當找不到出路的人發出最無助和自絕的悲鳴，政府即稱他們為「恐怖分子」，藉此合理化自己的恐怖虐待手段。傳媒則以震撼的畫面、煽情的報導來麻木大眾的思考，掩蓋一切應討論的事實和原因。國家徵召往往失學失業的青年入伍，讓他們去剿滅遠方素未謀面的、知之甚少而赤貧的「敵人」：在工人階級社區的商場裏，英軍的招兵攤位，派發裝潢精美的小冊子和影碟，宣傳獨特刺激的「使命」和軍隊怎樣讓年輕人「盡展所長」。
其實，有哪一次對外戰爭，不是為了「疏導」國內民怨？戰爭的惡果，最後又不是由低下階層承擔？在發動戰爭經驗累累的英國，一般輿論偏偏就不會觸及這種話題。
針對伊拉克聽證會，媒體不厭其煩地「爭論」軍隊裝備夠不夠，白高敦任財相時有沒有拒絕追加軍隊經費之類的「賣國行爲」。而英國的戰爭目的，被佔領國家人命財產損失有多慘重等等，不是被視爲理所當然，就是被沉默掩蓋。
媒體既是這樣處理戰爭，一般的英國青年，他們不想去問，知道了也無動於衷。這個社會的「寛容」和「風度」，讓我不禁齒冷、費解和憂鬱。
同屋的兩位英國白人「八十後」，在一流理工科大學畢業快一年，都找不到正職。他們只靠當博物館售票員、酒吧調酒師一類的兼職度日。他們對未來也沒有什麽打算，因為他們的世界只有不斷翻播的電視劇、誰和誰搞上了、誰又靠著「實力」成了名星，或是在血液裡不停翻滾的酒精。這是無知，還是逃避？
或許，在英國人心底裡，他們可以埋怨政府、制度和社會，但總有一個限度──他們不認為現今的一切都是壞的。因為，在一人一票的制度下，他們以爲當權者和政策都是自己選出來的，而這種「責任感」，大概解釋了大多數人的沉默。英國人很會幽默，他們也許知道自己活在一個荒誕的社會，但為了保持「優雅」，卻不敢明言打腫臉充胖子的事實，所以只得苦笑。
在這裡住久了，真的會容易陷入憂鬱，這跟天氣有關，也跟天氣無關。
琦瑪
(此文轉載自2010年3月20日《信報》副刊文化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