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共識迷陣
政改討論兜兜轉轉，人們被一個含糊不清的字眼拖進迷陣：「共識」。彷彿大家都在熱衷說同一個字眼，但其實各方所說的是完全不同的意思。所謂「共識」，在刻下的討論中至少可歸納為三種。
第一種是「精英共識」，強調如何黏合社會各界的分歧。它的焦點不在「共同體成員中的過半多數」，而在於社會各界，特別是工商界。例如根據政改五部曲的設計，政府要取得三分之二立法會議員的「共識」。這展現了一個不分清紅皂白的「共識觀」：人民無法跟功能組別議員在「取消功能組別」的問題上達至「共識」，此一分歧成為拖延普選的理由，此其一；其次是向上仰望的「共識」，如民主黨的新路線般認為，最終決定均繫於如何跟「中央」協調出「共識」；最後是訴諸市民全體的「共識」。政治的首要任務不是往精英或權勢中間尋求共識，而是建構和發掘出人民的集體意願，例如「公投」。廿多年來，統治者常常以前兩種「共識」壓倒後面一種；而民主運動則理應站穩腳根捍衛市民共識，並以各種政治形式（例如集會、遊行或公投） 有效將之呈現。不嫌簡化的說，香港政制爭議的歷史，圍繞的便是這三種共識之間的對抗。
熟知本地政制發展的讀者都知道，自過渡期開始，「共識」兩字一直是爭議的關鍵。上述三類共識，我們固然可用社會階層來區分，如當權者、工商界別和人民大眾。不過，翻閱歷史，矛盾不一定發生在前兩種和後一種之間，因掌權者也不一定可以成功收編工商界別。話說六四屠城之後的數月，正值《基本法》諮詢最後階段，社會各界，包括工商界和民主派，都在民主進程上達成「共識」（詳情請參考拙文《這是一場關乎時間的戰爭》）。因此，1989年的香港可說達到了「社會各團體」間的共識。峰迴路轉的是，當時一些親中人士竟反過來指控，這一竭力尋找共識的行動，背後意圖其實是「拒共」：共識為名，拒共為實。當時有份一同營造各界共識的「中間派」兼親共人士程介南迅即撰文呼黆，在《共識無罪》一文中寫道：「如這也是『拒共』，那是否應該選擇『迎共』？」由此看來，在掌權者的眼中，不同共識觀歸根究柢都只關乎一個問題：迎合抑或抗拒？
在那段日子，人們除了致力謀求各界共識之外，民主人士也主張全民投票，以「全民」共識（即沉默大多數）超越「菁英」共識（即各界社會頭面人們或團體之間）或中央主導的政制提案。其中一位親中人士反對全民投票的理由頗堪玩味，他說：要是全民投票出來的公投結果無法叫中方接受，如此尷尬的場面該怎麼辦？再一次說穿了，全民共識與否實屬其次，關鍵在於是否符合中央心意。
我的問題則是：怎樣才能改變中央心意？政治不是請客吃飯，當權派不會在毫無壓力底下讓步。恰恰是上文那一頗堪玩味的理由，同樣可以作為支持公投式共識的根據：突顯中央或特區政話和人民之間的距離，而把問題拋回對方身上：「如此尷尬，該怎麼辦？」這不過是簡單的政治算術，縱然答案無從保證；否則，墮進仰望式共識的圈套，恐怕只會淹沒了那一真實的距離，「抗拒」最終被曲解成「歡迎」。
明報世紀 2010年6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