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向「中產」民運說再見了。
中產論述作繭自斃
「中產」民運從誕生起就迷信甚麼「政治就是妥協的藝術」：向統治者爭取民主，要懂得自我限制，更要遵守中共定下的河水與井水的界線，這樣才能換取中共施恩。
結果是20年後我們還沒有普選。再過10年即使有，也只是A貨普選，甚至只是B貨C貨。
第二是迷信資本主義的自我均衡能力，迷信它只會帶來中產化而非兩極化，迷信中產會不斷擴大，成為民運中堅，然後自己在統治者與普羅大眾之間，居中斡旋，皆大歡喜。
結果是亞洲金融危機，貧富懸殊急速擴大，中產變無產，無產變失業。目前歐美的第二波危機，也終有一天逼近香港，到時普羅大眾就再一次遭殃。
二十年後的今天，這些「中產」論述全部破產。
我們的確需要一場新民運，但新民運出現的第一個前提，就是拋棄中產民運的迷信，正視資本主義的禍害及其對人民和普選權的影響。
金錢萬能，選票寡能
這次五區公投，投票率太低，不算成功，但責任首先在中共及其特區政府，還有一直與民主為敵的大財閥。其實，即使是正常選舉，香港的投票率也是偏低的1。這根本不是香港獨有，而是世界性的2。有人把普羅市民不去投票，怪罪於他們政治落後。實際上呢，應該怪罪的是資本主義！何也？因為那張選票意義根本太少，因為它不僅不能廢除資本對勞動的剝削，而且無力促進飯碗與民生！
資本主義的歷史前提，就是政治與經濟分離，政府不能干涉資本家的經營。在未有普選權之前，政府固然都是劫貧濟富。但西方工運的經驗證明，即使工人有了普選權，普選出來的政府/國會其實也一樣不會真正限制資本對勞動的剝削，甚至相反。本來，勞動者佔社會絕大多數，理論上普選的政府應該聽從普通勞動者的聲音。其實不然。因為資本主義越發展，大資本越是富可敵國，就越能左右政府，同時選民對政府的影響就越少。那張選票早就貶值，根本不能迫使政府出手打擊壟斷財團，制止他們欺壓普羅大眾。恰恰相反，這兩年來歐美陷入金融危機，但民選政府無一不是一邊拯救金融大肥貓，一邊迫使工人階級為危機買單。像希臘那樣，選民選出社會黨，是希望他們去保護工人階級免受財閥進一步欺壓，誰知道它上台後，幹的完全相反，竟然是劫貧濟富！
其實，議員和官員在制定政策或通過法案時，最需要看的，不是選民的意見，而是看財閥的臉色。這是因為，政府要在財政上依賴大財閥支持。只要金融大肥貓拒絕買進公債（在香港，就是拒絕買進土地），政府就沒有錢花，就要舉手投降，遵財閥之命劫貧濟富。可見真正制約政府的，不是選票，而是金錢。所以，如果普羅市民不去投票，請中產政客少一點怪罪他們的政治落後，多一點怪罪資本主義有錢大哂。
有了普選權固然是一個進步。但是，如果這種資本主義制度不加改變，那依然無法使到政府擺脫財閥的支配，無法使之聽從普羅大眾的聲音。普選出來的議員，照樣可以把你的退休金變成銀行的發財工具，照樣支持政府那種劫富濟貧的稅制和土地制度，照樣讓地產商把你變成無殼蝸牛，在經濟危機時又照樣用你的錢為財閥買單。
如果你的那一票效用那麽小，那麽，當你每天為老闆賺錢已經累死，如果每一小時的餘暇變得那麽珍貴，你不去投票，不是很正常嗎？尤其當選出的香港立法會比諸外國國會更百倍地無權阻止財閥壟斷民生？所以誰想普羅大眾積極投票，積極參政，誰就應該主張徵富濟貧，打擊剝削，保障勞動的尊嚴和公平的勞動報酬。換言之，政治形式的平等，需要社會經濟上的平等來保障。這樣才能令到普選的政府真正代表大多數人利益。
徵富濟貧，選票才有力量
新民運之不同於舊民運，在於它認識到，妨礙普羅大眾參與管理社會的絆腳石，正正是這個有錢大哂，大過政府的資本主義社會。所以新民運不僅要普選，而且要均富。一百年前孫中山的民主綱領，不就講過「節制資本，平均地權」嗎？一百年後的今天，資本真正富可敵國，大地產壟斷達到了民無立錐之地，我們今天爭民主，只能超越孫中山，但中產政客竟然遠遠落後孫中山，竟然只講普選，不講管制資本，豈不是開歷史倒車？
民主一詞的歷史含義，是主張由普羅大眾作主，決定社會資源的公平分配。所以新民運不僅要普選，而且要均富，要廢除財團壟斷，建設全面的社會保障制度。
2010年6月4
（本文原刊於八十後反特權青年出版《六一七集會場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