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問：黃俊邦、陳浩倫、周思中
整理：周思中
去屆藝發局民選委員選舉，分別有四個範疇（藝術行政、藝術教育、戲劇、電影藝術）只有一位候選人，今屆除了藝術評論沒有候選人外，只有戲劇範疇的古天農在沒有對手的情況下自動當選。換言之，共三個範疇多了候選人，當中「八十後文藝青年」之一的蔡芷筠，投入了藝術教育的六人大混戰；而電影藝術方面，則出現了杜琪峰對崔允信的單挑局面。
藝發局不是甚麼
杜sir杜琪峰在一次周刊訪問裡，談及對荷理活的看法時，曾說過：「始終是你們來，是我引進你們帶晒架生來，我一個人等你們上門」。原來當了近六年藝發局電影與新媒體組主席的杜sir，除了引來大量荷理活劇本外，今年更引來資深的獨立電影工作者崔允信，與他角逐藝發局民選委員的位置。
作為打從藝發局成立初期已開始接受資助的崔允信（《背叛》(1998)；《憂憂愁愁的走了》(2001)；《三條窄路》(2008)），為甚麼要出選呢？他有一套自己的全局觀與分析：近年的藝發局與電影相關的工作，出現了向電影工業傾斜的傾向，然而需要發展空間的卻是獨立電影。
但，空間在哪？崔允信以特區政府於2007年注資了三億的電影發展基金來說明：基金投資的對象，是預算製作費1500萬元以內的商業電影，基金提供35%（基金資助項目一覽見此）。沒有人聽過的《棒子老虎雞》？一套梁詠琪及曾志偉主演，爛得透頂的港產片。崔允信指出，電影發展局當局與香港電影「new action」開會時，就是以這套電影為例，說這就是可參考的、work的定位——甚麼定位？內地大收上千萬，本港卻被批評得體無完膚。當然還有《歲月神偷》有收得又有奬，大家高興。
崔允信強調，「我又唔會批評佢，因為電影發展基金真係搞工業，有錢齊齊搵是正常的」。他懷疑的只是，藝發局的電影和新媒體小組，也要以這個方向為目標嗎？
並非要拋棄的糟糠
而獨立電影的「獨立」，又是甚麼意思呢？崔允信認為，這是個相對的概念，「獨立」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意義和脈絡：在內地要「獨立」需要堅定和勇氣，隨時面對政治壓力和有理說不清的情況，亦沒有發行渠道；美國則好在有足夠大和相當自由的市場，其「獨立」就是相對於大片廠及發行商。香港呢？雖然沒有內地的壓力，卻缺乏自由的市場（亦即市場不斷起censorship的作用），這就是香港獨立電影身處的基本坐標。亦因如此，崔允信認為藝發局有著最有利的位置，去填補手法和題材不容於現存商業網絡，但多元化的聲音。
何志平當年的藝發局「不養懶人」論言猶在耳，何前局長的說法與崔認為藝發局要填充「市場失效」（或苛刻地說無法取得商業成績）有甚麼分別呢？崔認為幫助藝術家「面對」市場，與要求藝術家「迎合」市場，差別何止天淵。
「面對」與「迎合」之間的分別，看似小聰明的修辭技倆，其實差之毫釐，謬之千里。崔允信說他曾經到北京參加一個獨立電影節，場地在宋莊藝術村，遠在北京的六環（與天安門直線距離四十五公里。由香港最南的赤柱，四十五公里的直線距離足以闖過香港和深玔的邊界矣）。在放崔的片時有兩個觀眾，天寒地凍由天津遠渡而來，入場之前連放的是甚麼片也不清楚！崔笑問，為甚麼千里迢迢來看一套不知是甚麼的電影，她們就說「現在不看就沒機會再看」！崔認為，獨立電影應該有其自己的電影製作、發行網絡和觀眾群（說到這裡剛好有三位粉絲登門索簽名！）。他指出，比如說兆基創意書院、幾間青協的中心、甚至富德樓的aco、影意志、香港獨立媒體網的工作室等，集合起來已是一個小規模的獨立電影放映網絡了。
除了甚麼是有生命力的獨立電影文化這個問題外，這可能也是崔允信與杜琪峰的分別所在。崔說曾與藝發局開會，提出關於獨立電影的問題，杜sir只回應說「冇分咩獨立唔獨立」。崔認為杜sir是電影工業背景，所以他以商業電影電影習慣的坐標看。換言之，能否在戲院上正場，DVD發行是否舖天蓋地之類，就是他評價的標準。
從意覺需要爭議（重新）開始
從這角度看，就不難理解為甚麼崔允信一開始便說藝發局有電影和新媒體的工作，出現了向工業傾斜的傾向。當記者問崔有甚麼具體例子能說明這種傾斜，崔便提到「鮮浪潮」短片競賽。翻查資料，「鮮浪潮」的宗旨是「旨在培養具潛質的年青電影創作人，並提供一個創作及展示作品的平台 」，這與杜sir參選藝發局唯一一句的政綱：「製造機會給予年青新一代發展電影及媒體藝術創作」，是否相像得如小學中文練習的改寫句子？難怪隨便在網上搜尋一下，便會發現有關「鮮浪潮」的資訊，除了是娛樂版式的明星報導，便是關於杜sir如何視「鮮浪潮」為活化香港電影工業，「讓年輕人可以有個平台參與電影工作及認識更多業內人」等。而其活動，則除了短片競賽外，更包括早期的不同電影製作崗位的培訓、到近年的跟師傅制度（即杜琪峰打人情牌邀幾位著名導演作師傅，然後學員分小組跟隨師傅工作和學習）。
雖然從狹隘的撥款資助角度而言，「鮮浪潮」並不是電影及新媒體範疇內的項目，而是藝發局的主導性計劃（見年報，頁四十七），然而根本的問題仍然是：藝發局對於電影及新媒體發展，怎樣分析？有甚麼看法？重點在哪？以其僅有的資源可以協助工業訓練人才，也可以培養（獨立）電影文化的土壤。這也許不是一個已經有結論的命題，而是有待繼續爭論。這就回到文化政策層次的問題了。其他範疇先不說，就以電影與新媒體而言，藝發局的「發」，即「發展」，方向到底是甚麼呢？崔就說他曾有藝術家朋友，因為藝發局拒絕資助，登門查詢其審批準則，由大門接待處到前總裁茹國烈，都問不出所以然。然而主席馬逢國卻彷彿贊成小組成員不表立場。換言之，崔認為問題不僅是籠統的「沒方向」，更是藝術家、評審和藝發局之間逐漸形成的各自為政。
要了解藝發局的沿革，在大一點的香港文化政策脈絡下的軌跡，不妨參看陳雲的《香港有文化》。但若按崔的說法，藝發局初期因為事事都新，大家都在摸索，「與職員、主席等很近，可以溝通，到藝發局近來很像由上而下的機構」，原本的group dynamics已經改變，再加上自從文化產業這概念的興起，藝術與潮流、牟利與否等的界線被說得越來越含糊。崔認為，藝發局是否也要積極回應這些變化呢？
崔允信對獨立電影的看法，當然未必人人分享。然而，若這次他單挑杜琪峰，能刺激更多人思考藝發局的電影及新媒體範疇的使命、宗旨等，能令更多人發現杜sir主政的發展方向，其實也不過是其中一個方向的話，討論及爭議及變革的燥動便會出現——如果這不是要求得太低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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