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國民教育集會
「末日」已經過去，那個因為「末日」而跑去台灣的年青人，不知道回來了沒有。在報上讀到這新聞時，我有點納悶：「既然是末日，在那兒都一樣，幹嗎跑去台灣？」隔天，朋友來電，談到兒子的學業，考慮一旦未能升上大學，該將他送到那兒升學。我說：「台灣啦！台灣幾好呀，好玩、有生氣，生活費又平！」其實我幾年才去台灣一次，對台灣狀況根本不大了解，也許是潛意識將台灣跟香港和大陸比較，對台灣抱有較大希望，上述那位香港青年大概也一樣。
其實，即使我沒有緊貼台灣近年的發展，也知道當地社會予盾不少。對台灣的嚮往，不過是因為香港的政治環境實在令人沮喪。「特惠生果金」因為政府突襲通過，民間爭取多年的「全民退休保障」看來會再失去成為社會關注焦點的機會。新任律政司袁國強要終審法院就外傭居港權案件提請人大釋法，雖然他死口不認，但全港都深知是為了讓中央進一步介入香港事務。梁振英在市民心目中已經誠信盡失，但有「阿爺」的祝福，香港人不得不眼睜睜看著他繼續管治香港。
近日，社會上還湧現了一些以示威、舉牌、掛横額等方式撐建制的群體，普京式的專制社會統治手法──為了達到政治目的製造社會對立──看來已在香港出現。這種管治手法最近連市建局也用上了！（詳見這裡）《明報》社評今天評論這個重建個案，標題是「業主索償獅子開大口」。為了撐市建局，《明報》將拒絕重建的小業主描繪為「為私利而罔顧他人利益」，並將香港一直看成是神聖不可侵犯的私人產權觀棄如敝履。可惜，《明報》針對的是普通小市民的產權，至於大財團和權貴們的財產，任何人只要動一下念頭，如提出加強累進稅制，即使目的是為了公益（如改善醫療、教育、社會福利），大概也會讓該報抨擊為大搞福利主義。
回到末日之說，雖然香港人大都不以為然，但89年六四事件後，香港人不也是感到香港末日似的，想盡辦法移民他國嗎？對「末日」的反應，不論是相信還是不相信，其實都跟理性無關，而是跟「希望」有關。六四事件後，港英政府為了安定民心，加速民主化的進程。為此，當年的國務院港澳辦主任魯平曾罵末代港督肥彭為「千古罪人」。但是，無論港英當年的動機是甚麼，客觀來說，的確有效重建港人對未來的信心。那信心不是建立在對中方或英方的信任上，而是建立在香港人這身份上，而跟這身份不能分的是戰後民間社會種種努力（包括爭取社會和政治改革的各式抗爭）建構的對社會的責任感（或稱為「公民意識」）。正如80後社運青年Maggie引述法國哲學家巴迪烏說的，「本土」就是主體誕生並讓事情發生。更準確地說，是當我們製造事情／事件時，我們同時在建構自己的主體身份。
七十年代我上大學前，父親千叮萬囑，提醒我不要參加任何學運。去年，只有15歲的黃之峰在父母默默支持下，跟一眾90後成為反國民教育運動先鋒。對此我心懷感激。在運動如火如荼前，社會上不斷有人提出蝗蟲論，不少港人將對社會的不滿和對前景的悲觀投射在「大陸人」身上。反國民教育運動某程度上是「撥亂反正」，將矛頭重新指向應對社會矛盾負上主要責任的建制。現在，特區政府再次利用港人對移民工（尤其是外藉傭工）和「大陸人」的偏見和歧視，試圖通過讓人大再次釋法，讓中共加強對香港的控制。為此，香港人應該反躬自問，我們要建立的是怎樣的「身份」？如果香港人的身份不止於一張身份證，那麼「香港人」還應包含甚麼質素？香港人經常強調的公平公正、同舟共濟、關懷弱小的價值觀，又該如何在我們的社會文化和制度中體現出來？
每年的七一和元旦遊行已成為香港人表達訴求和建立集體身份的事件。遊行隊伍裡有外傭、有新移民，也有來自大陸的維權人士。下星期的元旦遊行以倒梁為主題，但梁振英的問題不但是他的誠信，還有是他將普羅大眾的衣食住行作為個人的政治籌碼，更為了個人和他代表的集團的既得利益，不惜將一國兩制下的港人自主拱手讓出。但在倒梁的過程中，希望港人不要忘記，香港人的身份不在於那張印有三粒星的身份證，而在於我們堅持的理念和價值。
最後，在此祝獨媒作者和讀者新年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