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主義的危機––––重建香港自治運動的理論基礎初探
「通常無論是擁護傳統或是反傳統的人，都容易犯一個毛病––––流於過度簡化；表現在行為上便是彼此任意地歧視對方，反傳統者指責擁護傳統者封建、病態；而反傳統者則被對方指責為膚淺、盲目；其所以有此互相猜忌、指責，主要是由於對理論本身欠缺了解。」
––––勞思光：〈傳統主義與反傳統主義〉
《思辯錄》。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6 年
傳統主義與反傳統主義
勞思光教授（1927~2012）曾批評的所謂「傳統主義」與「反傳統主義」，代表著二十世紀大中華地區兩種思潮：「反傳統主義」就是早期新文化運動及後來的共產主義。「傳統主義」就是新儒家，包括唐君毅和牟宗三這些當代中國哲學家。兩派互相指責；對於中國傳統文化，前者力反，後者力挺，卻欠缺理論基礎，無法理性對話，各有問題。
同樣的「傳統主義」與「反傳統主義」的對立正好發生在當今的香港社運界。陳雲教授以及部分支持者顯然地屬於「傳統主義」，而大部分本土左翼人士，由於深受來自西方的社會主義影響，當然屬於「反傳統主義」。
而我這種裡外不是人的親英派，當然是「批判者」，而非盲目「崇洋」的「反傳統主義者」。這也讓我感受到勞先生當年在哲學界的那種孤單。
但適逢我剛閱畢陽光時務週刊對陳雲的專訪，在本文我主要想由文化哲學的角度，針對這種主導香港自治運動的「傳統主義」，作出分析，指出問題所作，從而帶出重建香港自治運動理論的重要性。
陳雲的「文化中華天下」
陽光時務週刊的報導說道：
「正因為這一層的原因，陳雲不可能走上港獨的道路，因為香港對他而言最大的價值就是「保存了中國傳統文化」，他要做的不是獨立，而是復辟：「中共建國精神貧乏，大陸必須回到中華民國的精神傳統。」」1
然而我們必須小心理解陳雲此言之意。在《香港城邦論》中，陳雲清楚地說明：
「阻礙香港人認識自己的、肯定自己的，除了是殖民地匱乏的教育和鍛煉，還有民主中國，乃至文化中國的迷障……
文化中國的迷障更大……海外華人憧憬的『文化中國』與無家無國之殖民者盤踞之殘酷中國，兩者不能相容。如真的要建立文化中國或文化中華天下，只能在中國大陸之外。文化中國的概念，是當年新儒家逃難海外而創造的。」2
所以陳雲的理想是要以香港自治達成「復興」「文化中華天下」，根本與杜維明等新儒家立場一致。與當今泛民部分大中華主義者的分別是：他們追求的是一個民主中國，而陳雲追求的是一個文化「中華」––––稱之為「文化中國」也可能有誤導成份，因為「中國」之國仍有國土、疆界之意。
是的，由此看來，「香港自治」只是為了復興傳統中國文化。於是深受西方文化的親英派就開始不安。
香港文化 ≠作為「中原文化」傳人的「嶺南文化」
為甚麼將香港人說成是「中華文化」的「遺民」？香港不是一個純然的華人社會；香港中西文化交雜，受到中國儒釋道傳統、英美自由主義與基督宗教信仰三者相互作用，加上特殊的歷史處境而形成，是一個多元的社會，白人、東南亞人、南亞人等對於香港文化的建設有一定地位，不應被「中國傳統文化」蓋過。
陳雲在城邦論回應道：
「香港雖說是文化多元而社會開放，但文化主流仍然是粵語人口、嶺南文化，並非真的是南北、中外混雜的移民城市。廣東人源自古代越族，在漢唐期間接受中原文化，此後關山障隔，免受胡人沾染，邊陲之地，反留有漢音唐風，德國民俗學稱此為文化孤島（德文Kulturinsel），猶如今日要親見唐代之淳厚，宋代之雅緻，要參訪日本京都。」3
這種回應使我「O嘴」。
當今城邦自治運動之志士皆怒斥中共與港共政權之中華民族主義、種族主義。在印裔藝人喬寶寶因為妻子無法取得特區護照赴英探望兒子，唯有舉家移民一事上，港共與中共的居留權政策的種族主義表露無遺。種族主義也正是那些以為「中國民主」高於「香港民主」的大中華主義者的根本前設。但是，如今陳雲竟然單從香港人口結構上「粵語人口」的數量居多，就定義香港的文化主流為「嶺南文化」，否定香港為「中外混雜的移民城市」；他在文中將「嶺南文化」單純地理解為「中原文化」的「文化孤島」，又以日本為喻，這種種族主義的傾向十分危險。
正如張政遠博士所言，所謂的「日本文化」絕非我們想像中那麼「純種」，而是很「跨文化」的；除了中國文化以外，還有朝鮮文化的影響，甚至是印度的影響（透過佛教）4。的確，在人口上，香港當然是「華人社會」，但這華人社會內部絕非以「嶺南文化」為本質。當今香港人常爭取的民主自由人權法治，全部都是很西方，尤其是很英美的東西。奶茶也是英國傳過來的。港式英語正是中西文化交融的產物。基督宗教信徒佔了當前總人口的一成，在教育上的參與尤其對香港文化的塑造形成深遠影響。香港文化本新就不是純然的作為「中原文化」傳人的「嶺南文化」。否定香港文化的多元性的本質是很危險的事情。
為何要保存「中國傳統文化」
此外，即使香港文化的本質是純然的「嶺南文化」，這也不足以說服我們這西化的八、九十後去「保存」這種「中國傳統文化」。如勞思光所言：
「這一派學者往往將傳統價值絕對化，容易把中國文化傳統視為某一意義的最高成就。唐君毅先生便是一個例子，唐先生在傳統哲學方面的成就是極高的，然而他在倡導復興中華文化傳統時，只是提到中國文化如何好、如何高，卻沒有解釋這代表最高價值的文化為什麼需要復興？需要復興, 便意味著這個文化已經衰落，為什麼會衰落呢？ 」5
到底為何我們要保存「中國傳統文化」？就只是因為我們是「華人」？
新儒家當然會說大力讚揚儒家的仁義禮智有甚麼珍貴的倫理價值。問題是「可代換性」（replacibility）：基督宗教也有信望愛三德，我為何要保存前者而不以後者代之？更重要的是，在這全球化的年代，在倫理學上，我們重視的應是「普世價值」而非「傳統價值」。如果某傳統文化x未能符合普世價值，或是這文化x不及文化y那麼符合普世價值，那麼我們為何還要保存傳統文化x？
當然，普世價值是一個難以定義的概念，但我們若是接受普世價值的存在，而若傳統主義者無法說清中國傳統文化為何值得我們保存的話，任何「文化中華」的建設都是無根之談。
結語：「批判者」的立場
如果傳統主義背後存在嚴重的理論空洞，其根基不足的話，而我們還把自治運動建基於傳統主義之上的話，是不智的。
任何社會運動也需要理論基礎。在自治運動上，最重要的是如何建立一套香港人身份認同的理論，這就要靠重建香港文化。然而，將香港文化單純地理解為「中原文化」之後，否定香港主流的華人社會內本身的多元性和跨文化性，是錯誤的。再說，香港文化中的「中國傳統文化」為何值得我們保存，也是一個問題。
而更大的問題是，如果我們只把香港自治純然視之為「重建中華文化天下」的工具，恐怕親英派就很難再支持自治運動。
我們需要進一步的理性討論，檢視整個運動的基本前提，那些是合理的，那些是存疑的。這就是「批判者」的態度：批判不是為了否定香港城邦自治運動，而是為了為這個運動提供理論基礎。左翼有馬克思主義這萬能key作理論武器，我們又有甚麼在手上呢？
我們必須在哲學、經濟學、歷史學、地理學等科目上，就「香港文化」的真正意義作出深入研究，而且特別要討論當中「中國傳統文化」的地位，以及「中國傳統文化」是否真的值得我們在建構香港人身份認同的時候誓死保留。如勞先生所言：
「我既非傳統主義者,也不是反傳統主義者，基本上，我可以算是一個批判者，居於這樣的立場，我不會刻意去為那一方護衛辯說......只要中國人好好地整理自己的文化，將其中該揚棄的揚棄，該珍存的珍存，中國文化的未來發展，會是光明的。這是我個人的推測，我也樂意見到這一天的到來。 」6
勞先生當時是站在「中國人」的立場考慮「中國文化」的問題。今天我是站在「香港人」的立場，考慮「香港文化」的問題，以及香港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之間的關係。最重要的是， 我們香港應當「好好地整理自己的文化，將其中該揚棄的揚棄，該珍存的珍存」，才能真正建構出我們香港人的身份認同，為香港城邦自治運動重建基礎。
「這是我個人的推測，我也樂意見到這一天的到來。」
安德烈
主後二零一三年
（民國一百零一年）一月三十一日
顯現期第三主日後第四天
1http://www.isunaffairs.com/?p=13504
2陳雲：＜認識本土歷史，重建文化榮譽＞，＜第五章：展開公民運動，維護一國兩制＞。《香港城邦論》。香港：天窗出版。頁175至176。
3陳雲：＜文化自主：立足於本土文化教育政策＞，＜第七章：香港自治：公共政策正常化＞。《香港城邦論》。頁238至239。
4見香港中文大學2012-13年度下學年PHIL4153文化哲學的講義。
5勞思光：〈傳統主義與反傳統主義〉《思辯錄》。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6 年。頁161。
6同上。頁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