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媒特約報導）上月底，我去香港獨立電影節觀賞紀錄片《稻米是如何煉成的？》（導演陳浩倫），赫然發現是三級片，我帶著滿腹疑團及好奇進場。全片內容談及一群年青人參與反高鐵運動後，進行有機耕作，成立生活館，嘗試種植稻米的苦與樂，以及導演自己的反思。我看不到色情裸露，也沒有暴力（相反有人大談慈悲等等）。之所以被分類為「三級」，唯一的解釋是朋友間閒聊中不太令人為意的粗口助語詞。如果不知道是三級片，不少觀眾也不會太留意當中的粗言。
我認識的三級片導演
如果紀錄片的題材是暴力與色情，並以寫實及直接的影像呈現，被評為三級我勉強能理解。可是，因為現實中司空見慣的髒話，便被列為三級，實在不可思議。而且，我稍為問一下身邊朋友，發現我自己竟然認識那麼多「三級導演」。由2010年開始，每年起碼都一部，相信實際上數目還更多。這些「三級導演」的共同點是探討社會問題，可能因為他們太寫實了，都被評為三級：
《壞孩子》（游靜，2010）
《我們在跳舞》（張偉雄，2011）
《Hidden Agenda The Movie》（林森，2012）
《稻米是如何鍊成的？》（陳浩倫，2013）
香港的電影檢查制度規定，所有公開播放的電影都要事前送審，由通訊事務管理局轄下的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辦事處負責。電影分級是由電影檢查員作決定，同時，也會參考由市民組成的電影檢查顧問小組。
公眾只是「戥腳」
唐嘉汶小姐由2008年至2012年間擔任顧問小組成員（public advisor）。她說，電影檢查工作頗為繁忙，每兩星期便會被通知出席觀影。可是，她形容自己的角色只是「戥腳」：
「每次看電影正常該有十人，但是，經常只有五至六人出席，最離譜試過只有一人出席。有人遲到有人早退，而且，觀影後討論非常簡短，在身為公務員的電影檢查員引導下，不足五分鐘便完事。... … 顧問小組成員在問卷上寫下建議分級，根本不需提出理據，也沒有爭議。小組成員在觀影後點出電影中有甚麼暴力色情鏡頭要注意，有甚麼粗言穢語有問題等等，只給予檢查員參考。到最後，檢查員在分級上有很大決定權。」
唐嘉汶對紀錄片被劃為三級並不感到驚訝。她形容那份1999年制定的電影檢查指引太注重內容，而不管脈絡，不單不管色情與暴力的深層涵意，對語言也採取十分簡單機械的態度，而且尺度很緊。例如，麥兜說了一個「頂」字便成為IIA。而一些很日常的助語詞式的粗言，也會令電影成為IIB，甚至III級。事實上，指引中關於語言部份，似乎刻意不區分IIB與III級之間的語言分別，都是「語言令人可厭」，但兩者之間分別為何卻含糊其詞。可是，一部電影是否III級卻影響很大，竟無區分實在奇怪。
另一位曾做過顧問小組組員的蘇樂怡，她在2002-2006間擔任，她對我提及的紀錄片被列為三級則感到驚訝。她清晰地記得，電影檢查員曾引導顧問小組去區分電影節的電影（包括劇場片及紀錄片）與電影院的電影，前者是比較寬鬆的。例如，她記得，有一部關於非洲大屠殺的紀錄片，內有大量血腥暴力畫面，亦沒有評為三級。印象中，粗言也不是一出現便會成為三級。換言之，評級時會考慮流通途徑、性質及觀眾。
尺度收緊了嗎？
這讓我有一個假設，對三級片的評級，在過去十年裡有收緊的跡象。
我們向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辦事處查詢，經多番追問，處方仍然拒絕承認或否認尺度是否變緊，只是反複指出，檢查員「一直按照有關指引和參考公眾意見調查結果等因素進行評級」，指引本身沒有改動。至於在電影節放映的電影及紀錄片是否有不同尺度，處方承認，檢查員的確會考慮影片的類別，如影片屬商業影片或電影節放映影片。不過拒絕進一步說明其具體分別。至於語言的「可厭」程度如何才會成為三級，怎樣會成為IIB則不肯具體回答，只重複說是根據指引及公眾意見調查。處方認為，現有制度已考慮了顧問小組成員的意見，也參考公眾意見調查，因此不認同公眾是「橡片圖章」或「戥腳」。
處方的回覆仍未能令我明白這些三級紀錄片是如何煉成的。但觀乎其回覆，政府對現有制度似乎相當滿意。可是，莫名奇妙地成為新晉「三級片」導演林森卻並不滿意。他除了2012年的《Hidden Agenda The Movie》之外，他參加2012年鮮浪潮的競賽短片《綠洲》亦成為三級。林森資歷不算深，出道以來只拍過三部公映作品，竟然有兩部成了三級片，而兩部片都是因為常見的粗口而被分類為三級。林森覺得很不解：
「《Hidden Agenda》其實裡面得幾句粗口，我唔明點解係三級。好多荷里活電影，下下 fuck 都係2B，但一到廣東話，講三幾次就變三級，唔知係咩原則。」
青少人無法看見銀幕上的自己
林森認為，最大影響是防礙了公眾觀賞。例如《 Hidden Agenda The Movie》在兆基創意書院播放，送審後被分類為三級，學院裡的學生不夠年齡無法入場觀看。其實，拍獨立電影的人不少是年青人，觀眾甚至題材都是年青人，但偏偏經常因為粗口而不許在公眾地方觀賞，更無法在觀賞後對相關問題作討論，這是十分荒謬的。這種情況也發生在游靜的《壞孩子》及張偉雄的《我們在跳舞》，前者是男童院及女童院中的青少年自白及創作，後者是街舞少年的故事，可是，青少年偏偏沒有機會在公眾放映會中觀看。此外，林森的《綠洲》一片由於是鮮浪潮的短片，在電影節中要跟其他兩部一齊聯合放映，結果，因為他的作品，連累它們變相成為三級，只有十八歲以上才能入場，那兩部不是三級片的電影卻成無辜的受害者。
林森覺得，整個制度十分不透明，影響創作。這個不透明的電影檢查制度，對現實裡常見的粗口如斯敏感，它對香港文化的最大貢獻，可能就是製造大量三級紀錄片。政府的電影檢查員是否要跟我們說：現實就是一部又一部的三級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