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不到筆者剛談及八十年代香港前途談判背景下，「民主回歸」派興起後沒幾天，便傳來當年主事者戴卓爾夫人離世消息。這位極富爭議性的人物，於香港命運有關鍵決定性，但要更了解當年戴揆的最終定案有否箇中秘辛，還要等她的私人檔案陸續解密，才能下最終判斷。
上回於〈民主回歸的歷史罪名〉梳理過「民主回歸」之縱向背景，即當年殖民地統治下不公現象，以及香港民運領袖國族意識建立之前因後果。有讀者慷慨贈言，要跟在下討論甚麼是心目中的國族主義云云，其實國族主義，一譯民族主義，往往就沒有一統定義，甚至每個人心中也有不同的身份認同方式，至少在下前文以及更早之前的〈「大中華膠」因為中國而犧牲香港？〉，就舉出過不同的國族主義，如今左派「老愛國」式的親共國族主義，南來文人「花果飄零」之中華國族論，以及「民主抗共」的民主中國情結。要爭拗每人的心中的國族認同顯然不能得出最終答案，反之將國族主義立場下「民主回歸」的「回歸」放大，便難免忽視了「民主回歸」中的「民主」綱領。上回寫到當年縱向歷史背景後反覆細讀，依然發現文中沙石不少，也未能盡覽全貌，因此今回筆者嘗試寫「民主回歸」的橫向背景，希望再次拋磚引玉，激起思辯。
特區年代下的香港，茁壯的公民社會足以令中共所懼。〇三七一超過五十萬人上街，不僅是控訴董建華政府無能，亦是對廿三條立法損害公民自由的警覺，而且港人也充份利用法律賦予之遊行權利，上街顯示反政府的公民力量，十六年來港人誓不罷休地爭取普選，亦佔本土政治的首要議題。這一輩人往往用今天的眼光，大談特談對自由民主的規劃，卻倒過來指摘當年民主回歸派支持回歸，而令今天民主步伐停滯不前，但他們卻沒想過今天如此茂盛的公民社會和民主信念，很大程度就是建立在當年的民主回歸之上。
我們把時間倒退到三十年前，戴卓爾訪問北京後，港人出現信心危機，恐共者不少變賣家產，遠走他國，公投或獨立的聲音幾乎不存在。有沒有人思考過，為甚麼他們不表達獨立或維持現狀的意願，反而輕易便放棄香港呢？橫向閱讀當時香港社會氛圍，本土意識於七十年代還於萌芽階般，不少人依然懷着過客心態，而且在英殖政府刻意保持低度能見性，去政治化的社會、文化、教育政策下，培育出的自然是低度參與公共事務，政治冷感的市民大眾。不要忘記於一九八二年前，權力有限的市政局選舉只有幾萬多名專業人士投票，絕大部份市民連投票權都沒有。既然港人當時連投票參與政治的權利和想法都沒有，連一個完整的公民社會都談不上，要他們爭取公投回歸抑或獨立實在有點天方夜譚。我不敢代表所有香港人的心聲，但聽天由命，或許是當年不少香港人的唯一選擇。
情況於八十年代起了翻天覆地變化。七十年代屢次發起公民抗爭的為數不少成為日後的民主派，他們沒有放棄香港，反而首先表態支持回歸站在中共所認同的民族立場，同時向中共換取港人自治的民主制度。得到北京及倫敦雙方政府承認下，民主派名正言順地在九七前為港人爭取最大民主，而且更進行得如火如荼，八二年區議會引入選舉、八三年市政局選民資格擴充至全港市民、八五年立法局引入選舉、九一年立法局首次引入直選等。當然過程中也出現多方角力，中共恐懼民主化得太快而與殖民地政府合力否決八八直選，工商界更希望延續其政治特權，而於起草基本法中反對民主政制方案。民主派藉着爭取八八直選、八九民運喚醒港人的公民意識，落實真正的港人治港，直至今天的普選爭拗、佔領中環，甚至因熱衷民主而回頭批判民主派爭取民主策略問題，這些公民價值和民主辯論不是香港人與生俱來，而是民主派領頭的三十年民主運動締造的寶貴資產。當然，香港公民社會之所以構成，還有戰後經濟起飛造就中產階級崛起，以及殖民地政府按聯合聲明及因應撤出殖民地而推動公民教育，這些都是天時地利。
縱使從八十年代至今香港民主和公民意識已大幅躍進，也許有人會以實現普選渺茫而否定民主派，甚至認為向獨裁政府要民主，是不合邏輯而且天真愚蠢的做法，這完全又是另一個以今天眼光看當年大陸政局的膚淺視點。八十年代的大陸見證了中共治下前所未見的思想開放，七八年鄧小平宣佈現代化，重用作風開明的胡耀邦、趙紫陽，廣開言禁，公開談論政治體制改革，黨內知識份子方勵之、劉賓雁、黃若望等更大力鼓吹民主。直至八六年末大陸各地學生發動大型民主運動，保守派借機扳倒胡耀邦，改革派遭遇重挫，最後八九民運押上的一注，也在鄧小平一念之間而血腥收場，令大陸繼續停留在專制王朝的怪圈，此為中國之不幸，也為香港之不幸。
當時的民主巨浪非僅止於中國大陸，對岸的蔣氏王朝亦於八四年江南案後迅速瓦解。正當八六年大陸學潮風起雲湧之際，民進黨此時於圓山大飯店宣告成立，投身各級選舉，八七年蔣經國解嚴，台灣民主浪潮更加一瀉千里。加上了香港的快速民主化，當時兩岸三地的自由民主思潮之波瀾，可想而知。此外環顧東亞的獨裁政權，也於八十年代一個接一個倒下，八六年菲律賓的乙沙革命兵不血刃推翻了馬可斯政權，八七年韓國的全國示威也逼使全斗煥開放普選，更遑論及後八九年的東歐劇變，共產陣營全面崩潰，連蒙古也成功推翻了共產政府，唯獨大陸仍繼續走上專制獨裁的道路。
今天大陸經濟崛起，自信膨脹令其缺少自省的能力，改革將損害特權階層更多更廣的既得利益，縱然公民維權意識逐漸上揚，新興中產階級會成為改革壓力，有人依然認為中國實現民主機會渺茫，只有捨割中國才可保住香港。他們絕有理由如此認為，而筆者曾寫過反駁意見，也不打算在此再添爭論。不過假使我們因為不滿今天身處的困境，而事後諸葛式的把今天的視點套入過去，質疑他們為何不這樣做那樣做，難免有點不顧事實而只是諉過於人。
英國人自知自己為外來的殖民政權，靠走私鴉片而割得的殖民地統治沒有道德基礎，亦沒有自信令多數的華人反中愛英，而且戴卓爾夫人站在本國利益的立場上，亦不會因香港主權而犧牲英商利益，更遑論保障五百萬香港華人的公民權。回歸是一條現實政治和既定國族身份之下的宿命，但同時亦開闢了一 條以港人自治目標的三十年民主路。六四雖然斷送了香港實現民主的機會，但卻把民主理念更加深刻烙在港人身上，這絕對是如血寶貴的遺產，而非甚麼「大中華」 的負擔甚或毒害。
然而香港民運走到終極普選這一步，佔領中環似乎不能避免成為最後賭注，我們應切記不要讓熱情和口號沖昏頭腦，因我們知道香港的公民社會不是與生俱來，更非必然屹立不倒。然而無論這一步最終成敗如何，最重要是我們能為自己作了的最大努力而有所交代，後世人如何不讀歷史，用他們只局限於自己時代的困難，膚淺地責備你，你仍於心無愧。
貝加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