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運

或者霍建寧沒有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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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霍建寧沒有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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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聲明我並不在場,很多相熟的朋友都投入這場運動,我相信他們比我更能評論這場運動。但霍建寧的反擊使我難以置信:我相信一個稍為接受過人文教育的人,都很難啟齒說出這種話。他會這樣說,也並不是沒有原因,因為我們寵壞了這些資本家,對他們來說工人只是機器,他們存在的價值便只有運作,只要有資本以及律師,他們便可以盡力壓榨工人以及榨取他們的勞動成果。我們便生活在這樣的現實,如果你不反抗,或不將自己的反抗投射得遠一點,我們的未來只會更黑暗。想一想,為甚麽政府可以坐視不理?因為如果容許工會(不是工聯會)勢力擴大,官商勾結(不管是飯局式的還是結構性的)便不能再維持當下的局勢。如果罷工事件能取得勝利,最大的勝利並不僅是工人時薪的增加,更重要的是工人如何在當下官商的夾板之間找到說話的空間和方法。

但反過來想,霍建寧的言論也指出了這場運動的盲點:就算了爭取增加時薪,你也得工作24小時,因為工人是自願的。這便是新自由主義底下資本的邏輯,任何剝削都屬於自由的表現:你有工作24小時的「自由」。這聽起來好像很有道理,工人是自願地出買勞力以換取金錢。但問題是將這種等價交換當成了勞動的全部,也是生命的全部,也即是說工人只是勞動的機器,他們可以在資本的驅使下運作直至死亡。工會往往忽略了這一點,工會通常只要求增加工薪,改善工作環境,加多部冷氣,設多個廁所,但卻很少要求制定最高工時,甚至不曾想過不依照現在的工作模式。最起碼,如果沒有最高工時的政策,將無法制止這種無止境的剝削。在二十多天的工運中,我們聽到很多工人無法歸家的故事,其中一個我印像深刻的是,一位工人的孩子有一天竟然稱父親為「叔叔」。我相信許多朝九晚九甚止OT更晚的人,都會不斷地經歷這種存在的空虛感。

在過去的幾十年裡,香港的資本的發展正在不斷地朝24小時工作的方向發展,無論是碼頭工人還是以「知性」為主的傳媒。一個以24小時工作作為經濟文化發展的社會,只會是一個貧瘠的社會。我想起那位推動香港新自由主義發展的經濟學家弗利民(Milton Friedman),在一九九八年的《香港實驗》的結尾,弗利民有一個很有趣,而且很耐人深思的備注,在對比香港和美國之后,他指出「我們的生產力比香港的高。但我們選擇了,或者被怪異多變的政治主導,將几近一半的資源都投放在某些活動上,而香港只投放了百分之後十五或二十。我們有更高生產力,也即是我們僅用百分之五十的資源便擁有的人均收入,香港則需要投進百分之八十或八十五」。弗利民以讚揚的姿勢指出了香港的悲哀,因為我們的社會是如此地單調、貧瘠,除了生產只有生產。沒有時間,便沒有想像的空間,創造的空間,生活的空間。

這並不是假說,如果我們真地將香港和巴黎、柏林比較,這些城市的經濟比香港差很多,但城市更有活力,因為城市沒有淪為想像的沙漠。我們不單要要求增加碼頭工人的時薪(不止20%),這也是一個最好的時候去討論最高工時的問題,而撐工人的同時,也必須要求政府討論制定最高工時。政府不敢碰這些「最高」,例如租金每年最高增幅 、樓價最高增幅,因為這樣限制了資本的自由,但卻出買了市民的自由。於時,我們見到百年老店消失的同時,政府和財團則可以相應地增加拍懷舊電影的資金,用文化工業制造出來的精神生活,掩蓋資本所造成的傷害,例如投資出版、開辦讀書活動。

在這些重壘的結構中,我們還可以做些甚麽?以看似激進的姿態投入資本的再生產?除此之外呢?是的,我們可以罷買百佳、屈臣氏、豐澤,但我們也可以想像,長實在不久的將來可以以此為借口調低工人工資,或者將輕輕樓價向上一推,抗爭便變成了長實吸金的借口。這便是資本的「能屈能伸」,這便是官商勾結的結構性現實。甚麽是尊嚴?那並不是你的體力可以換來多少金錢,而是你還有多少自己可以掌握的時間和想像的空間。工潮打開了一個缺口,但這只能是一場更大的運動的開始(我想起索雷爾(G. Sorel),這個名字在今天的歐洲也引不起多少回響,他提出的「總罷工」(general strike)卻是如此地吸引人)。在這個腐朽的社會,除了同情以及道德感之外,我們需要為自己最切身的生存條件吶喊。我無意貶低「佔領中環」,但許多自由主義者,只看到國家的淫威,卻見不到資本、國家以及民族的結合,在他們眼中只要中國讓步普選便可以解決一切。這只是天真的,如果我們可以這樣說,十八、九世紀浪漫的「資產階級革命」。

衝著霍建寧的回應,我們必須知道這場玩了幾十年的遊戲需要更徹底的解決,如果今天我們不全部站出來,支持工運以及要求更徹底的改革,我們的社會只會生產更多像霍建寧這樣的人。那將社會最大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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