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五一勞動節，和記黃埔港口集團董事總經理馬德富在《信報》撰文，調子陳詞與國際貨櫃碼頭董事總經理嚴磊輝無異。不過說的話卻充滿了文革意識，簡言之即是將萬事上綱上線：說明罷工傷不了李嘉誠及和黃一條汗毛，卻嚴重地傷害了本港物流業所依賴的「靈活」零散的分判制度及分工。
我們所有的勞動者大抵不是要香港衰敗，但文章口口聲聲所說的「香港」，卻非一般市民所可能生活得快樂的香港。因為那種把責任也外判的分判制，那種工種零散化，其實是新自由主義運作模式。而在新自由主義下，最大及唯一的得益者，就只是超大霸道的企業家。其餘的階層，都只不過是為這些屈指能算出的企業家服務而已。
若文章說罷工真能影響到這勞役市民的政治經濟制度，其實並非壞事。企業家的罪惡，豈是取之無道？他們根本就是壟斷了對道之解釋權。因此，他們才能如此厚顏地言談他們的“香港”。
其實，碼頭工人爭取加薪百分之二十三巴仙，追回九七年前曾被大刀闊斧所扣減的薪酬，骨子裡並沒有想過要動搖新自由主義的基本運作格局。因為我們以為不證自明的勞資關係仍然可以無縫地繼續進行。換言之，工人所爭取的只是在不合理中的較合理回報。反之，和黃及分判商對工人的訴求不予理睬，反而將影響（他們的）香港經濟的罪名加諸工人身上；可見，資方貪的已不光是過去一個月所說剝削工人血汗而得的小錢，而是他們已不顧廉恥赤裸地展現那貪下整個香港的獸性。
是次碼頭工運既然引出這些霸道的資本家說出了問題的核心，資方在過去四次的談判也一次比一次表現出愛理不理的姿態，工運的發展也就被逼上梁山進入定義香港政經形態的層次。如何想像一個公平、利益分配公義的政治與經濟模式，工人作為隱沒於香港歷史的主體，自應發揮政治想像的影響力。如今真格已動，工人要爭的，也包括重寫香港未來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