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些攸關採訪和編輯有關動物權益新聞的小思，想跟大家分享，也請大家指正。
當記者在報導這類新聞的時候，我發現，跟其他類別的新聞都很不一樣，最大的關鍵在於，新聞的對象除了人之外，還有動物。如果說，大學裡頭教我們，新聞記者最大的職責是揭露一些與公共利益相關的問題，又或更進一步，透過採訪弱勢者的處境，以揭露社會不公的時候，那麼，當動物作為一個新聞的「對象」，該如何處理的時候，又好像不是學校裡頭或是具有多年媒體經驗的人可以告訴的。
當然，在報導這些新聞的時候，還是有一些新聞採訪及寫作上基本要素，需要遵守。比如說，如果引用受訪的話，應該註明；比如，資料來源需多方求證；比如，文中引用的數據必須準確，甚至，就某一件事情，採訪多於一方的事實及分析等等，這些基本功，相信放在任何題材的採訪上，都是恰當的。當然，這不代表報導就是所謂的客觀中立，這只是對專業新聞報導的要求及提供讀書多一些的思考。以上一些，都沒有異議。然而，我想說的是，在報導動物權益相關的新聞，還有一個非常具爭議的要素，就是大家對於「動物倫理」的看法；也即是對於人和動物之間的關係的價值觀問題，而這個價值觀，在在影響記者編輯老總對於有關動物權益新聞的評價。
這是什麼意思呢？就以菜園村反高鐵和最近的海豚新聞作比較吧。無疑，在保留菜園村的報導中，記者引用了大量客觀數據指出，高鐵興建的費用太昂高、西九龍出口對該區人流是何等大災難，還有，這條高鐵的實際作用何等有限等等。然而，除了這些客觀數據之外，在一系列的反高鐵保留菜園村的新聞中，記者及編輯也花了不少篇幅和心思，去描繪留村當中所涵含的倫理價值，包括遷村會破壞原來村民的人際網絡、洗滅村民對於長居的農地的感情等等。這一些，我們都看得很感動，也很理解當然。當然，人是有感情的，而這很難以科學數據去證明，這攸關倫理。但是，這放在動物身上，似乎非常艱難。
就像在海豚的新聞中。這些本來就自由在海洋暢游的深海生物，人們為了研究也好，教育也好，賺錢也好，將牠們捉到城市來，放在水簇箱裡，給研究，然而，當有人反對這種圈養時候，記者們還要提供證據，去採訪專家，去搜尋數據，去證明「到底多少空間才是合理」。怎麼會這樣呢？多少空間也不合理，因為是圈養，管你一萬呎還是二千呎，都一樣。在菜園村事件裡，我們會去問，「你拿什麼標準去衡量，村民要住在某地上超過多少年，才算是有感情？或是，每天與多少人在日常生活上有交往，每次交往多少時間，才是形成了社會網絡嗎？」還有，就是在這種不管是以研究或教育之名義，海豚「被人工受孕」了。據了解，海洋公園圈養海豚至今，海豚沒有一次是成功自然受孕的（或是極少），這種情況，按推理，也很大可能與目前的養殖方式有關。然而，我們是否又需要去回應以下問題：「你怎麼知道海豚不喜歡人工受孕，所以故意不自然受孕呢？」
傳媒工作者最大的挑戰，當然是報導的內容是否夠紮實，能否提出相對足夠的論據去說服讀者，但另一方面，有一些基本放諸人類世界的倫理價值，換了動物作為對象，標準馬上就要調整，而且要以數據、法律去支撐，這同樣是採訪相關新聞記者的大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