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媒特約報導）每年六月四日，不論男女老少，不少香港人都相約此時此夜一起在維多利亞公園舉行的燭光晚會，以一點點星火燃起心中的愛、哀思和公義，緬懷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在天安門廣場發生的血色事件中無辜死去的人。然而六四晚會不獨港人所有，除了有大量內地人專程來港出席外，六四晚會亦廣受世界關注。記者訪問了幾位分別來自印尼、加拿大及美國的參加者，彼此求真相和正義的心也是共通的。他們分別談到自己國家過往的傷痕及經歷，追思昨日，思考現在，展望將來。
上海教書的「加拿大人」
來自加拿大的 Michelle 現時在上海任英文老師，形容上海是一個大商場，應有盡有，但她認為香港與中國歷史政治的關係，相比上海來說更有聯繫，她認為香港是一個更好的窗口去了解中國的往昔和價值觀，香港人悼念六四事件與支援八九民運是認識中國的一個很好的插入點。
她說加拿大是較年輕的國家，相比中國的五千年歷史以及近代的高低起落，加拿大並沒有明顯的歷史轉折點，很難用某一天或某事件去作公民集體紀念活動。她認為加拿大整體上比較政治冷感和被動，普遍加拿大人對一些國際事件如近日發生在土耳其的專制全國示威大多漠不關心。不過 Michelle 認為2011年的佔領華爾街行動算是對加拿大政治帶來衝擊，加拿大人也有響應，舉行佔領多倫多行動，反思資本主義及反對1%的貪婪與腐敗。她認為佔領華爾街行動更多加拿大人意識到政府對媒體的操控，「言論空間愈益狹窄，人們已不能再容忍只接收僅局限媒體流出來的些許訊息。」Michelle 認為隨著地球村伸延，私有化擴展至公共領域，未來的爭端不再是簡單的政黨之爭，而是資源的再分配問題。
來港七年的「印尼人」
Sophie 是印尼人，來港已有7年。她表示對六四晚會有甚麼口號所知不多，但她對於歷史中的這些流血事件，她和同鄉們都表示身同感受。Sophie 不其然就想到1965年9月30日印尼的軍事政變（Thirtieth of September Movement），令不少印尼人時至今日都不能釋懷。當時印尼「國父」蘇加諾（Sukarno）任總統，部分軍方高層意圖將之推翻失敗，陸軍戰略後備部隊司令蘇哈托（Suharto）少將隨後組織了全國反共大清洗，死亡人數估計在在五十萬人左右。「兩個黨派在鬥爭，自己人打自己人！留下的都是較壞的！（指蘇哈托政權）」Sophie和她的同鄉們說道。
「美國人」：從六四想到越戰
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美國人表示，六四晚會令60歲的他回想起美國60年代反越戰示威。美國總統艾森豪（Dwight D. Eisenhower）執政時開始援助南越對抗共產主義的北越，約翰▪甘迺迪（John F. Kennedy）支持美軍在越南本土作戰，到林登▪詹森（Lyndon B. Johnson）時將戰爭擴大。反戰運動自1967年10月起開始，當時約有10萬學生和民眾到五角大樓示威，直到1970年5月4日肯特州立大學槍擊案（Kent State shootings）引發，美國歷史上第一次全國學生總罷課抗議。他表示當時反戰組織嚴密，思想統一，參加人數龐大，是真正的社會運動，影響一代人的思想，令國人重新反思美國在對外擴張的定位。參戰的軍人亦在戰後出現創傷。
異鄉人談愛國
香港2013年的六四晚會今年爭議不斷，原因便是愛國的口號。幾位異鄉人又有何看法？Michelle 說愛國（patriotic）一詞確是很容易被濫用，以彰顯民族優越性，並形成偏激狹隘的民綷主義和種族歧視。那位美國參加者亦有類似的說法，不過他不否定愛國的正面性，認為若愛國主義使人自豪亦不失為一件好事。Sophie 則沒有正面表露她對愛國的看法，表示她已適應香港生活，如今只會在重要日子回國兩、三日。
編輯：黃俊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