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暖黃的燈光下，十多人列坐在序言書室的講台上，台的最右端坐著主持人與那天的講者 : 中國維權律師滕彪。他穿著一身休閒裝束，拿著幾張講義，便對台下或坐著摺凳、或束手站立在書架旁的廿多名觀眾，圍繞講題「香港與中國維權」，徐徐談到中國維權社運化現象、與網絡的關係，以至將維權與非暴力公民抗命扣連，論述他為何支持佔中。
佔中 : 挑戰一個『惡』的東西
「佔中是比較關鍵的一步 ; 如果沿用遊行等老方法，內地可能會將普選問題一直拖下去，一直不兌現它的承諾，甚至把香港大陸化。」當中的「大陸化」是針對法律賦予的選舉權利，而非就民間與文化而言。滕彪表明支持佔領中環，因為運動創新，要求參與者為運動負上責任、確立他們的討論權，而且公民抗命的概念在香港較新，異於歷來不同議題的社會運動。他指，以法律角度看，佔中所違反的並非某一條惡法，而是中性的交通法例，這與黑人爭取民權的運動不同，因後者所反抗的是種族隔離惡法，但歸結到底，佔中的目的仍在於「挑戰一個『惡』的東西」。透過公開、和平、由參與者自願承擔法律責任的犯法行為，去反對惡法，以喚醒領導者與人們的同情心，從而有望改變法制，這是公民抗命的核心。
可是，滕對佔中的前景也非絕對樂觀，他認為香港人不止要努力向國際宣傳此運動，也要有心理準備為此付出更多。「如果沒有國際社會的參與，恐怕佔中不會有好效果 ; 要讓西方政府、國際人權組織、媒體等更了解佔中，爭取更多人支持」，他說，並希望內地會關注香港的佔中，同時港人也應繼續留意內地維權運動，認為香港若撇除北京、內地的情況，難以全面地討論社會變革。
維權運動社運化
若說佔中運動為香港社運掀開新一頁，則近年內地維權運動之社運化，也是新一個里程碑。滕彪認為社運之要素在於不斷湧現的訴求、形式上的鬥爭(包括遊行、簽名運動等)以及所謂的WUNC(即價值、團結、規模、奉獻四要素的英文縮寫)。而維權運動社運化之發展條件則離不開後極權時代的語境以及互聯網之普及。
滕認為毛澤東後的中國處於後極權時代，特色是一系列新意識形態，如市場經濟之發展、人權、以法治國的新概念，法律的革新是維權運動的溫床。而運動規模擴大，則在於互聯網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的普及，包括Twitter與微博之利於傳遞敏感信息、組織快閃行動 ; 網上簽名、媒體網上報道等。
參與討論的人幾次問到如何擴大維權運動的規模與影響，以至我們能為身在獄中的維權人士做什麼事情。滕彪的答案可說是悲觀中帶點曙光的 : 他也未能提出有效方法拯救其他維權人士，甚至他至今仍說不出當日他被囚於何處。可是，他始終認為國民不能絕望 :「在不自由的社會裡，仍可有一些東西做到」。因此，作為維權律師的他身體力行，為弱勢辯護，認為即使沒有贏過一宗案件，也可以從不同案件積累人脈與經驗，提高公眾對法制、自由意識的關注，再組織這些受影響的民眾，使維權運動具有一定規模。
犬儒或開創？
事實上，無論是內地的維權與香港的佔中，都面對同一個困局——在一個不自由的社會中掙扎。公民抗命與維權運動的前提，是希望透過行動去感化領導者與民眾，以期使統治者反省，展開法制上的改革。可是，一個缺乏民主自由的社會中，領導者極有可能面對人們的民主訴求而無動於衷，甚或封鎖消息，令運動鮮為人知。滕彪在會上反問大家 :「但是否因為這樣的情況，(人們)就可以不問政治、浸沉於物質之中呢?」滕彪個人的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我不認同犬儒主義。」
權力不止從統治者下達國民，即使是沒有軍力的民間，也能透過千絲萬縷的權力網絡與互聯網，組織一場場看似力弱卻大膽的行動，或警醒在上位者暴虐的施政，或顛覆某個看似牢不可破的制度。現今內地與香港一同走到某個關鍵位置，能否開創新的歷史方向，則視乎當世人的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