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就免費電視牌照之申請公佈結果，三間申請機構中只有香港電視被拒絕發牌。蘇錦良以一句「考慮到一籃子因素」的原因及評估方法下，最終否決了港視的申請。事件令人質疑政府是否涉及政治因素的考慮從而造成是此黑箱作業的結果。此外，政府曾經指出申請免費電視牌照是不設上限，但今天卻出現「三揀二」的結果。加上，政府一而再，再而三，以行政會議保密制的理由拒絕向市民公開發牌程序的資訊及「一籃子因素」的具體內容，從而激發市民對公義的追求之決心以及十二萬人的怒吼。然而，這次風波的背後不僅是關乎政府黑箱作業之核心問題，更重要的是反映了政府在整個決策程序中的價值取向以及行政會議出現結構性封閉的問題。
導致這次黑箱作業的成因主要有二：
一，政府擔心駕馭不了打著創新革新旗幟的香港電視；二，現時兩間免費電視台在背後發功（不論是威逼抑或是利誘）要求政府不發牌，以鞏固其壟斷市場的地位。當然，後者是我們的大膽假設，但綜觀今天政府內部官商勾結之風，這個指控又的確有其存在之價值。
從這次電視牌照風波的背後，我們更進一步看清政府在決策程序上的不民主成份及充分運用政策的不足及漏洞從而合理化其合法性之套路。更重要的是，讓我們看到行政會議的的結構性封閉的根本問題，行會成員由特首直接委任，原是代議政制中的代議政制，但由於特首選舉只屬小圈子選舉，並非由市民直選產生，因此行政會議的產生更可視為小圈子中的小圈子。
而這個小小圈子卻主宰了香港的重要決策，正如梁振英所說，自己從未試過不聽行會意見作決定。行會保密協議成為了這班小小圈子的擋箭牌，最後我們廣大市民的利益就完完全全扼殺在這群人的手上。當我們意識到這背後的意識形態，便會更加擔心香港往後的整體發展及在這個缺乏民意基礎下，所產生的政府之管治香港的能力及偏袒不義之操守。試問我們還可以容忍嗎？
電視市場被壟斷，市民選擇權被剝削，除了反映政府有條件性（只要不影響其管治方便）放任市場，以及任由壟斷問題萌動，從不照顧被剝削者之思維外，政府為控制資訊傳播以求維穩，務求令資訊被扭曲及隱瞞，從而剝奪了廣大市民之知情權，可說是罄竹難書。從事件中我們深切看到了政府漠視民意式的決策手段，今天政府為求堅定其管治合法性，而放棄了我們選擇的權利，他日亦可為此，而放棄我們說話的權利、宗教的權利、思想的權利等。
行政會議的封閉結構及缺乏監察，我們若不打破，日後所有與我們生活息息相關的大小政策，如港鐵加價、九巴加價、的士加價、電費加價、修改最低工資法定水平、土地政制落實等議題都會因為這個行會的保密原則，而被選擇及被決定，因此今天我們必須反思這個問題，不容我們的生活，落入被控制的無奈當中。